民事审判权与检察监督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还表现为这两种权力的相互制约。检察监督权也是一种权力，也必然具有无所制约必被滥用的弱点，因此，也应当无例外地对其适用“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公理。对于检察监督权的制约，主要也是来自两方面：其一，也是来自立法权力。从
民事诉讼法第
185条和187条的规定可以看到立法对于该项权力的启动和行使确立了一些相应的规范。其二，则是来自于民事审判权。检察监督权的行使可以启动再审程序，检察人员在再审中对于审判活动有权进行监督，但对于再审案件的审理和裁判的权力仍旧当然属于审判权的拥有者——法院和法官。对于检察监督超越其法定权限而被滥用的情况，法院可以以审判权予以制约。
就诉权与检察监督权的关系而言，诉权是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根本性权利。法律赋予当事人这一根本性权利的根本依据也在于保护基本人权。不言而喻，一般来讲，法院审判权的启动具有消极性：没有当事人诉权的先期行使，就不会有法院审判权的后续启动。而这种审判权力消极性的设置恰是源于国家立法将诉权行使的主动性赋予了诉权的享有者——当事人自己，以期不仅在民事实体法领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在
民事诉讼法领域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意志。在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基本人权保障的最重要的体现在于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赋予、尊重和保障上。正是基于这一定位，我国现行
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权定位于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检察监督，从而隐喻着其排除了在常规的第一、二审程序中检察机关对当事人基于诉权所进行的民事诉公活动的检察监督。这决定了在正常的第一、二审程序中，诉权与检察监督权并不会发生冲突或摩擦。而在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之后，检察机关对于法院生效裁判抗诉的直接动因最主要地是源自当事人一方的申诉或反映。这种申诉和反映实际上是在一方当事人认为己方诉权的行使难以甚至根本不能得到审判权正当保障的情况下，寻求检察监督权对其诉权的庇护和对法院未依法行使审判权所作裁判的直接抗争，是当事人在以权利对抗权力的过程中对另一种国家权力声援的企求。这种情况下，该方当事人的诉权与国家的检察监督权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协调的。但是，如同法院的生效裁判所涉及的不是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是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一样，检察机关抗诉所影响的也不仅是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是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如果检察机关仅仅基于一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而提出抗诉的话，不仅有悖程序公正的要求，而且从深层次上讲还损害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和诉讼权利平等的基本准则。因此，要求在检察机关决定行使抗诉权之前，给予对方当事人呈述意见的机会，以保障在决定是否提出抗诉问题上的兼听则明和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的程序公正，并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与检察监督权之间可能发生的对立关系得以妥当协调。1999年5月，最高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施行规则》中，本着公开、公正、合法的原则而作出了在民行申诉案件立案后，应当将申诉书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可在15日内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反驳意见以及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等规定。这些规定将检察院置于当事人之间居中审查申诉的案件并决定是否抗诉，从而使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得以维护，也使检察监督权与诉权的关系得以恰当协调。该规则的出台，对于公正地进行检察监督和维护当事人双方的诉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行文至此，笔者想起另一与此有一定关联的问题，即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问题。有观点将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界定为以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力和审判机关的受检察监督的义务为形式表现出来的、以民事审判行为为共同指向对象的一种特殊的平权型社会关系，并基于这一界定而将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主体限定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同时，还明确排除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6]对此，笔者并不以为然。在目前的民事诉讼立法框架下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启动主要以当事人的申诉为源，在检察监督权与民事审判权双方主体发生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之前，检察监督权的享有者检察机关和诉权的享有者当事人之间往往会首先发生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即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最高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施行规则》实际上正是对检察机关和当事人之间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直接调整和规范。因此，不能否认，与检察院和法院一样，当事人也是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主体。而肯定了这一点，实际上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上述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定义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