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的国家在设计罪名时很有针对性，其中也有可以借鉴之处：如韩国刑法有“妨害他人权利行使罪”，指公务员滥用职权，“使他人行使无义务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权利”。“公开发表被疑事实罪”，这是指“行使监督或协助有关检察，警察或其他犯罪搜查之人，将其执行职务获知之被疑事实，公判前即予以发表”。西德刑法有“诱引属下犯罪”之罪，凡“上司诱引或企图诱引其属下犯罪，或容忍其犯罪者”，要依其所诱引或容忍之罪处罚。奥利地刑法还规定有“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公职”之罪。对“明知依法规或法规命令不得委以特定公务，欺瞒有委任公职权限之官署，使委任自己以此等公职者”要处以一年以下自由刑。这些罪名对规范公务员的职务行为，制裁那些滥用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妨害审判程序的正常进行，以及买官鬻爵者很有针对性。有的国家把教会人员规定为视同公务员。这是和这些国家的国情分不开的。
从上述引证看来，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是现代国家共同追求的理想价值。其实，从对国家公务员来说，廉洁是最低要求，正如要求普通公民不偷、不抢一样；高效，发挥公务员最大的能量，管好公务，才是最高要求。但由于权力本身的二重性，现实生活中，对权力腐蚀、引诱的因素太多，官员的是否廉洁成了政府形象的首要标志，而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连最起码的廉洁都做不到，高效就更无从谈起了。正因为如此，新刑法除将贪污贿赂罪单列一章外，还对渎职罪一章花大力气作了修改。
中国古代刑法把杀人，放火，抢劫，盗窃等犯罪作为惩治的重点。如《法经》就有“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规定。但统治阶级在重视一般刑事犯罪的同时，也不放松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犯罪。以唐律为例，《唐律疏议》502条，几乎有一半和职务有关，其中有不少规定颇有深意。”如“职制律”中的“官员有数”规定“诸官员有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贡举非其人”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这对精兵减政，防止机构臃肿，避免人事腐败，很有针对性。“职制律”中还有一条叫“长吏辄立碑”，其内容为“诸在官长吏，实无政绩，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这一条可称之为“树碑立传罪”。在“户婚律”中还有“部内旱涝霜雹”和“部内田畴荒芜”之罪。条文规定“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而且，本罪专门规定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
唐律的这些规定吸收了中国古代从严治吏的传统。从严治吏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思想。当时的法家代表如韩非等力主“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曾有段很精辟的话：“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显然，韩非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官吏的作用不在于做一个老百姓的事，而在于使老百姓做事。这一思想经过秦国的政治实践而制度化。对官吏“循名责实，严行赏罚”，官吏犯罪，推荐者要负连带责任。当时荀子曾入秦考查，归来后，发表观后感说：“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从家门到衙门，从衙门到家门的“两门干部”未必是好干部，但不结党营私，不拉帮结派，一心为国的官吏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秦朝的暴政受到历代的抨击，但从严治吏却成为一种法律文化传统被后出所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