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我国的特殊国情，即人口过多和劳动力过剩（仅农村剩余劳动力为2亿，城镇失业率实际可达10%），[17]使劳动力市场价格长期处于买方控制之下，这对低阶层改善生活状况构成了严重障碍。尤其是我国已进入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的初期高速增长后的持续减速阶段，劳动力剩余特别是非技术型劳动力的过剩问题更加突出，预计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资本与知本重要性日益增强，低阶层成员因缺乏在劳动力市场的“谈判权”，致使其社会垂直流动受到进一步阻抑。
其七，国际政治和军事格局及经济增长的目标定位，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内涵强化的国防政策（在大面积减员的同时大幅度提高装备的科技含量），既明显地降低了低阶层青年的“军事参与率”，[3]（p.63）又增强了军队对下层社会的屏障（barrier ）能力：通过提高军队准入资格要求和军阶流动的难度，使军队这个对低阶层青年而言为十分重要的垂直流动通道（paths）变得更加狭窄。
其八，由于社群因素的制约，[18]低阶层缺乏“话语权”等重要的政治资源，难以充分、全面和有效地借助制度性操作框架对社会分配机制施加影响，而社会制度惯性无疑又增加了对分配机制做改变的成本。
其九，植根于现代理性的诸多社会观念为经济地位差异的广泛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如，优胜劣汰的竞争观、市场决定论、自由至上主义，等等。其拥有的文化霸权影响力降低了社会成员特别是既得利益者对社会中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认同。[19]
其十，生活机会（life chance）随社会地位而加权的趋势，[20]意味着低阶层成员代际流动的机会受到限制，以至在代际之间出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接近的倾向，这说明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着地位世袭的不公正现象。
其十一，根据系统的可靠性理论，当一个系统日趋复杂（分化）时，则其可靠性会随之下降。为了降低系统内部的不确定性以防止系统崩溃，作为自控系统的社会必须在内部产生简约化机制。[7]（p.230— 250）就此而论，社会结构的分化必然伴随着社会地位标识因素的简约化，作为简约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在各分配领域普遍适用并可自由兑换的宰制性物品。权力、货币，也许还有学历，作为现代社会的“宰制性物品”，其社会流动的价值得到空前的增强， 权力“腐败”和“货币偶像化”[21]便是例证。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出现“不公平的伪竞争”[11]的制度性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