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立法院内部的制度文明
在法院运作的过程中，法院内部的制度文明十分重要。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国家制度的法律再好，终将被扭曲，而得不到落实。举例来说，根据法律的规定，谈话笔录是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但是在我国的民事审判实践中，“谈话笔录”原本作为法院了解案情的一种非正式方式，却早已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审判方式被广泛使用。不仅如此，这种非正式方式还蕴藏着走向正式审判方式，进而与法庭审理并行的危险。我们了解到，在一些法院的审判实务中，谈话笔录的运作流程是：审判员和书记员先用书面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预约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到法院审判员的办公室。当事人到达后，审判员主持谈话，书记员做记录。谈话完毕，由参加谈话的当事人一方签字或画押。如果双方均在场，则双方均签字或画押。上述手续完毕，即成为完全的谈话笔录，它将附卷存档，作为定案的一种根据。
谈话笔录依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1）若以主持谈话的主体进行划分，谈话笔录表现为两种方式：审判员主持的谈话笔录和书记员主持的谈话笔录。在前一种情况下，审判员就与案件有关的问题向当事人提出问题，对方作答。书记员在一旁作记录，这种记录也就是谈话笔录。在后一种情况下，审判员不参加谈话甚至不在场，而是委托书记员主持谈话兼做记录。（2）以当事人是否在谈话笔录上签字，可分为当事人签字的谈话笔录和当事人不签字的谈话笔录，也可分别称之为完全的谈话笔录和不完全的谈话笔录。
无论谈话笔录属于哪一种类型，它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审判方式，都具有十分突出的违法性：（1）场地不规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审判的形式要求。谈话通常是在审判人员的办公室里进行，而不是在法庭上进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0条、第121条和第12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该通过开庭的方式进行；不仅如此，除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民事案件之外，其他民事案件还应该公开审理。显然，把谈话这种非正式的形式作为一种审判方式，无论怎样说都是极不严肃的，是违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2）具有不公平性。在很多情况下的谈话，常常是当事人一方在场，另一方则不在场。这时如果当事人一方的言词对另一方有不利的地方，那么，对方无从申辩。如果将这种情况下的笔录作为定案的根据，由于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论原则，剥夺了当事人另一方的辩论权，是显失公平的。（3）书写不规范。谈话笔录一般是书记员手写，字迹通常十分潦草，有时当事人根本看不清楚。在某些场合，审判员和书记员态度十分蛮横无理，一个劲地催促当事人快看，然后签字。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由于心理比较紧张，根本就没有仔细审阅谈话笔录的余地，只能粗略地看一下。这时很容易被一些徇私枉法的审判人员钻空子。问题还不止这些。即使当事人发现谈话笔录的记载与自己所表达的观点不符，或者严重背离了自己的观点，甚至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表达过的观点而被强加于己，在这些情况下，当事人如果想申辩也不见得有任何用处，因为某些审判员或书记员的专横作风此时往往发挥得淋漓尽致。（4）不符合采证的法定要求。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只有在法庭上出示的、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后法官所认可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办公室既不是法庭，那么在这里所做成的谈话笔录当然就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5）书记员超越职权范围。在书记员主持谈话的情况下，书记员实际上就享有审判权，因而其违法性特别突出。我们知道，书记员的职责是担任法庭记录，他不具有审判权，他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这是常识。但是现在则不同。书记员有时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利用做记录的机会影响审判，或者利用主持谈话的机会向当事人解释法律（这种解释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歪曲的），决定审判；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书记员正式取代审判员审理案件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书记员超越自身职权而行使审判权的表现。在“谈话笔录”存在上述严重违法的情况下，它能作为一种定案的依据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但是，从目前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看，这种“谈话笔录”方式并没有被抛弃。可见建立法院内部的制度文明是多么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