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单一审查制”可行吗？

　　（一）宪法委员会。在82年宪法制订过程中，对能否设立宪法委员会意见纷纭。萧蔚云教授认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不符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旁边有一个与它平行的宪法委员会，则全国人大下面就有两个常设机关。如果这两个机关有意见和分歧，如何解决？这显然与我国的政治体制不一致”。[9]吴家麟教授认为，在没有突破现行政治体制、宪法体制的前提下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即在全国人大下设立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10]目前我国包括王叔文教授在内的一部分学者基本上赞成这种方案。[11]笔者认为，建立这样的宪法委员会并没有突破现行的宪政体制（它没有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平行，而是在前者的领导下），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上也会由于这种违宪审查权的专业性而更具现实意义。但这种方案有两个问题令人忧虑：1．这个宪法委员会事实上还有没有权威？怎样理解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下而审查后者立法的合宪性问题？除非我们甘愿把该委员会降为一般的功能性辅助机构（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改革一开始也许就意味着令人失望的结局），否则将难以乐观地接受这个方案。2．怎样处理诉讼过程中大量违宪的法律和规章？根据上述方案，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宪法委员会裁定了。所有的违宪争议案件都提到该委员会，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里是很不现实的。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要“参照”规章，意谓合法者依之、违法者“存”之，法院无权撤销，也没有义务根据法定程序提请具有宪法监督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不实行判例制，法院“参照”规章作出的判决不构成今后应遵循的“先例”。

　　（二）宪法法院。[12]这种方案在我国起码面临三个难题：1．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宪政体制，剥夺了《宪法》第62、67条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违宪监督和审查权；2．宪法法院只能审理因违宪侵权行为而引起的宪法诉讼案件，这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的个案救济途径，而对于大量有可能违宪的法律和规章缺乏非诉讼的、事先的审查；3．所有的违宪争议案都提到宪法法院，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是否意味着要建立具有相当规模的宪法法院体系，几十个、抑或是上百个宪法法院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