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行政当局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在其所追求的目的及与其相左的个人权利、自由和利益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a proper balance）。它的具体要求有三个：（1）权衡目的（ends）和手段（means）的得失（the balancing test）；（2）对实现一个目的有多种可选择的手段时，选择危害最小的手段（the necessity test）；（3）所选择的手段必须适合于目的的实现并且是合法的（the suitability test）。
英国法院已有效地将所有要求应用于司法审查，但除了用“比例原则”这一措辞外，通常也用“不合理”（unreasonableness）、“非理性”（irrationality）和“滥用权力”（abuse of powers）这些术语。其中，下列两种典型情形被普遍公认为违反比例原则：一是决定的作出对相关因素的考虑存在“显著的不平衡”（manifest imbalance）;二是作出压迫性决定。
一般来说，违反比例原则的决定都是越权的和无效的行为。但司法审查的强度也因具体的情形有区别。
综上，合法、合理、程序正当和比例原则共同构成了英国行政法治的规则基础。
五、英国行政法的两种学术传统和理论模式
20世纪英国行政法形成了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学术传统及相应的红灯理论和绿灯理论。这两种理论模式源于行政法实践，又反过来影响着行政法治的发展。关于这两种传统和理论模式，我在此作一个简单的综述。
J.Willis在1935年的一篇论文中率先提出，理解行政法的传统可遵循三条路径：司法的、概念的和功能的。[177]三年后，R. Fuchs在《盎格鲁——美利坚行政法理论的观念和政策》一文中接受了Willis的理解，但作出了修正。Willis所指的“司法的（judicial）”路径仅仅强调出于法官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忌妒和顾虑而施加的“司法控制”，属于“Conceptual”的路径。因此，Fuchs认为行政法的传统或思想可划分为两种：概念主义和功能学派。前者为戴西所倡导，拒斥法国行政法，认为行政法的目标是如何通过控制行政权的存在和运作以符合法治的理想，为此，分权原则、议会主权和
宪法对行政权的强制性或禁止性限制规则应当不作实质性修正而保留下来，核心是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维护“法治原则”——这是“正统理论”（the classic theory）。相反，功能学派（the Functional School）认为行政法的制度设计应当全面考虑服务于政府目的的各种可能机制，尊重政府以最恰当的方式发挥既定的功能，最终既推进立法政策又保护了个人利益。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司法对行政的“参与（participation）”应当受到节制——这是一种“积极的理论”，它旨在如何使政府发展为同时既是负责任的，又是能干的和公正的。[178]
半个世纪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Carol Harlow 和Richard Rawlings在《法律与行政》[179]（1984）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红灯理论”（red light theories）和“绿灯理论”（green light theories）。作者以“法律与行政”的关系为中心，对英国行政法的两大传统作出形象的比喻和深入的研究。红灯理论是法律指令行政“刹车”（brake），即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绿灯理论是让行政踩“加速器”（step on the accelerator），一路放行，即法律授予并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180]作者指出：“在每一种行政法理论的背后都存在一种国家理论。”[181]
在形式主义传统（the formalist tradition）的背后，我们常常洞见对一种最小限度的国家（小政府）的偏好。因此人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许多行政法学者相信，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应当是控制政府任何形式的越权行为，并使之从属法律，尤其是司法审查的控制。正是这种行政法观念，我们称之为“红灯理论”。[182]
作者认为，这种理论代表了英国行政法学的经典传统，它的思想源于“平衡
宪法”和戴西的著作，韦德（H. W. R. Wade）是集大成者。韦德认为：“行政法的首要含义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无论如何，这是行政法的核心。……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确保政府权力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保护公民。”[183]为实现这一目的，行政法的制度设计要确保行政权力（具有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能力和偏好），服从议会的政治监督和司法审查的法律（尤指普通法）控制。作者接着指出：
另一种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我们称为“绿灯理论”。在运用这个术语时，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绿灯理论赞成政府可以作出不受限制的或专断的行为。……红灯理论注重“平衡
宪法”模式，而绿灯理论发现“政府模式”（mode of government）更切合于行政法；红灯理论赞成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而绿灯理论者大多寄希望于政治（控制）程序。……红灯理论与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positivism and formalism）紧密相连，而我们发现许多绿灯理论者支持现实主义者（realist）和功能主义法学（functionalist jurisprudence）。[184]
作者认为，绿灯理论主要是20、30年代的舶来品，主要受法国狄骥功能主义思想（特别是公务理论）的影响。拉斯基、罗布逊和詹宁斯等人由此系统地发展出足以挑战和抗衡戴西传统的功能主义学派，并在此后一直发挥重大的影响。而相对于美国而言，由于受到早期本土的现实主义法学和社会学法学的影响，功能主义传统在美国影响更深，法律同政治与行政之间的隔阂并不算深。[185]
1997年，《法律与行政》第二版面世，作者又提出了第三种“非主流”理论——“黄灯理论”（amber light theory）。主要是80年代以来一批法学家的主张，他们指责传统公法理论“两权分化”的现状，认为“走中间道路”（the middle ground）更可取。即在行政法的目的或功能上，强调在以个人利益和行政（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多种利益间保持公正的平衡（a fair balance）；在行政法的手段上，主张运用法院内外的多种解决办法建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种行政法观念的转变已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事实上，比例原则或英国传统的合理性原则都体现了这种平衡精神。但它面临的难题是：是否可能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能够在规则约束与自由裁量之间、多元分散的利益之间发现“平衡点”，并达至一种良好的平衡（a good balance）？[186]在过去的一篇论文中，我也谈过类似的观点，即平衡理论作为一种规范理论（主要是价值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该理论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上，均存在许多亟需解答的重大问题。[187]
1992年，曼彻斯特大学Martin Loughlin教授在《公法与政治理论》[188]这部专门研究公法学术传统的名著中，明确划分并首次系统研究了“规范主义模式”（Normativism Style）和“功能主义模式”（Functionalism Style）两种传统。其中前者又可细分为“保守的规范主义”（相当于“红灯理论”）[189]和“自由的规范主义”。一曰偏重传统，主要关注个体化组织的权威及其观念在社会秩序演进中的稳定性问题；一曰很少虑及过去，专注于建立在个人自治前提下的自由发展问题。这种区分并不重要，在英美传统，“保守主义”要“保”的就是经典自由主义，或哈耶克所谓“真正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自由的规范主义”与此一脉相承。该书涉入研究的“公法领域”（特指
宪法行政法领域）及其主题是以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和占主导地位为背景的，因此，这种划分尤其切合于对行政法学术传统的理解。作者详细阐述了两种模式的特征、基础、发展过程、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等问题。作者指出：
公法传统里的规范主义模式根植于分权与法治政府的信念，强调法律的裁判和控制功能，及在此基础上的法治规则及其概念性质。规范主义实质上反映了“法律自治体”的理想。与此相反，功能主义模式视法律为政府的工具，它的核心放在法律的管制和促进功能上，以便于达到既, 定的目的，并由此接受一种工具主义的社会政策方法。功能主义反映了发展、进化和变迁的思想。[190]
规范主义模式的思想基础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功能主义模式的根基是社会实证主义（Sociological Positivism）、社会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Social Theory）和实用主义哲学。
作者将戴西和狄骥的思想分别作为两种经典传统来作比较描述，并指出，两者的分歧从根本上说并非基于行政法的目的差别，他们的理论都是“个人主义”导向的，不同的是关于实现个人权利应当诉诸何种途径和手段问题。纵观英国公法学术传统，以戴西为代表的“保守的规范主义模式”是公法的主流传统。但时至今日，两种模式都未尽适应现代公法发展的需要，它们都无法充分地描述和解释我们时代面临的法律现象。M.Loughlin教授最后提出“新功能主义”思想。核心思想是抛弃法律工具主义和纯粹实证主义观念，公开承认法律的规范性价值而重新改造功能主义传统。
后来，作者在《公法学研究进路》（1995）一文中继续深化了上述观点。[191]
如果说“红灯理论”和“绿灯理论”在80年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规范主义传统”和“功能主义传统”的划分则在90年代获得了普遍的认同。[192]《法律与行政》（第二版）大量接受和阐述M. Loughlin的理论——红灯理论就是戴西式的“保守的规范主义”，而绿灯理论的现实指向和理论概括与“功能主义传统”是相当一致的。M. Loughlin的理论构思显然也从《法律与行政》（第一版）中吸收了思想资源。如果再上溯到30年代的研究，就更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了。但由于后来的研究不是基于学科形成初期的时代背景，而是回顾和反思百年的经验与教训，因此理论的丰富性在广度和深度上，以及在可验证的标准上都明显高于前人的水准。
六、结语
本文不准备、也不可能对英国行政法治作客观和全面的阐述。人类自身作为受造物这一预设表明，任何关于英国行政法的描述、解释和评判都可能是片面的和误导性的，充其量它的客观性也只不过是“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真实。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行政法在英国较之于欧陆更加难以言说。本文正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后果。它试图从戴西的命题切入，通过观察英国行政法在20世纪的多重变革来理解行政法在这一国家的制度特征和理论基础。本文的旨趣没有，也不计划在具体的问题上促成共识，但它提出、涉及或隐含了一些或许对理解英国行政法有意义的命题或观点。
例如，人们长期以来认为英国行政法较之于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欠发达。实际上，这是将欧陆的公法模式强加在英国的头上，为什么英国“私法模式”的行政法就不是发达的行政法？英国以行政救济为中心，围绕行政权的扩张和控制这一主题发展了一个综合的行政法体系，其中自然公正原则、行政裁判所和司法审查等制度独具特色且具有全球性的制度比较意义。
又如，关于英国行政法的学术传统和理论模式，人们一般只关注普通法和
宪法传统的影响和由此形成的“控制模式”（红灯理论），然而功能主义模式（绿灯理论）和平衡论思想（黄灯理论）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忽视了。这种疏忽或误解在制度借鉴和比较研究中很易产生“单向度”的后果。近年国内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就反映了这一情形。
再如本文关于英国行政法的“公私法二重性”这一命题，对于重新理解英国行政法应当具有特别意义。因为20世纪的现实是：英国传统的“私法模式”的行政法由于内外力量的涤荡而越来越具有本土的公法色彩。这种二重性表明，英国的行政法治同时体现了公法和私法两种规则和精神的治理。这种二重性也体现了英国在法治方面的灵活务实态度，既保持普通法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优势，也在必要的行政领域涉入公法规则，以更好体现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的要求。
最后，在发展的路径上，英国在“自生自发的秩序”和“自觉建构的秩序”之间的成功协调是有目共睹的。今天的英国行政法是由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判例、习惯、法理和数百部成文法律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法官造法”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和行政法治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历经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等无数“人民”在千千万万的个案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发达的行政法和行政法治是不可能通过急功近利的革命和变法，或雄心勃勃的“立法计划”来实现的。
如果从空间上审视发展的路径，本文试图提出的一个结论性观点则是：在行政法本土化和世界化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英国在20世纪得以形成发达的综合行政法体系的关键。或者说，20世纪英国行政法治是成功地协调了行政法本土化和世界化这两种路径的结果。所谓“本土化”，我指的是行政法在英国本岛这一独特国情下的自发演进，如行政裁判所和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所谓“世界化”，我指的是英国在外来力量的推动下对行政法进行的自觉建构，这种“外来力量”包括国际的、地区的和某国的影响，如世贸组织规则、欧共体法、《欧洲人权公约》和挪威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所谓“协调”，我指的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平衡各种内外力量，以图达到行政法既立足于英国本土而又面向世界。
盎格鲁—萨克森民族，保守但不固执；自由而不放纵。这个民族既有岛国的情结，也有世界的胸怀；既有坚定的信念，也具备随时妥协的精神，这是形成20世纪英国行政法治的一切秘密。
【作者简介】
包万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注释】* 转引自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0th edn.， 1959， p. 1-2.
Breen v. 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 2Q.B.175.
R. V. Indland Revenue Commissioners， exp.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elf-Employed A. C. 641.
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959， P. 390.
这里引用第10版，参见前注，第328-330页。
参见A. V. Dicey，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8th edn. (1915)， ‘Introduction’;另参见A. V. Dicey， ‘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England’（1915）， Law Quarterly Review， Vol. 31(148).
参见前注3，第339-350页。戴西考察的是1800-1908年间法国行政法的状况，但“戴西的批评却绝不能适用于德国行政法院的原则；这些法院不仅一开始就作为独立的司法机构加以建立的，而且其目的也在于保障戴西极其热衷于捍卫的那种法治。”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8页。
同注3，第202-203页。对戴西法治思想的系统研究，参见R. A. Cosgrove， The Rule of Law: Albert Venn Dicey， Victorian Jurist， London: Macmillan， 1980.
同注3，第382页。
参见A. V. Dicey，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8th edn. (1915)， P. xlvii.
W. I. Jennings， ‘In praise of Dicey (1885-1935)’ (1935)13 pub Admin. 123，133.
参见Michael Foley， The politics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5.
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London: Sweet & Maxwell，1999， p. 5.
C. Kallen， Law and orders (London，1945)， p. 28.
参见J. D. B. Mitchell， ‘The Causes and Affects of the Absence of a System of public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65)’， Public Law， vol， 95.
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p. 42.
同前注，P. 38.
参见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这一宽泛的定义同样适用于今日的德国等欧陆诸国，如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法）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龚觅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William A. Robson，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Stevens & sons， 1947， 2nd. edn. ， pp. 27-30.
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p. 7.
H. W. R. Wade & C.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Clarendon， 7th edn. ， 1994， p. 5.
英国20世纪最权威的行政法名著和教科书是一部详尽论述司法审查的书，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London: Sweet & Maxwell，1999.其第一版为de Smith，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1959).许多行政法教科书都只论述以司法审查为中心的救济制度，如参见Peter Cane， An Introduction to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Clarendon，3rd edn.，1996.
W. I. Jennings， Th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1933， ch. 6.
E. C. S. Wade & A. W. Bradley，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ongman Group Ltd.， 10th edn.， 1985， p. 593.
同前注，pp. 593-594.
W. A. Robson，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ordon: Stevens， 3rd edn. ， 1951， pp. 572-573.
参见Daintith， ‘The Executive Power Today: Bargaining and Economic Control’， in Jowell and Oliver，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 (O. U. P. 1989)， P. 194.
参见Harry woolf， ‘Public law-Private Law: why the Divide? A Personal View’(1986)， Public Law， p. 220.
这也就是英国为什么不注重划分公私法的一个原因。以司法审查论，它既有经典私法模式——“控权模式”的基础，又受到“公共利益模式”和“法律正当”模式两种公法模式的影响。参见Carol Harlow， ‘A Special Relationship? American Influences on Judicial Review in England’(1995) in Ian Loveland (ed.)， A Special Relationship? American Influences On Public Law in the UK，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79-97.
英国行政法治的目标是价值的平衡，即试图在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公正、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价值之间走中庸之道，这种观念在英国被喻作“黄灯理论”（amber light theories）。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pp. 91-127.
参见A. W. Bradley & K. 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Longman Group Lrd. 12th edn.， 1997， p. 712.
参见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参见前注27。
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一书中列出的有影响的司法审查判例索引就有129页之多。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5th edn.， 1995， pp. xxxi-clxiii.
A. W. Bradley & K. 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699.
最重要的是欧共体法和《欧洲人权公约》。
世界性的行政法渊源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国内行政法的理解，
关于宪法上的议会主权和法治原则已经动摇，普通法受理行政案件也受到欧共体法院体制的冲击。对此，下文将论及。
Breen v. Amalgamated Engineering 2Q. B. 175.
A. V. Dicey，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pp. 188-193.
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8页。
对整个英美世界，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司法审查的关系一直是行政法治的核心问题，它们相互关系的展开和转换构成了整个行政法的历史。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论述，参见K. C.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a Preliminary Inquir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69.
法治要求的这种“价值平衡”是英国“平衡
宪法”（balanced Constitution）对行政法的内在要求。戴西阐述的法治就是这种平衡
宪法和法治观。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Ch. 2.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v. Sharp 2Q. B. 223.
参见前注43，第17-18页。
1888年，戴西的同代人梅特兰指出：“假如你拿起一本现代的王座法庭判例汇编，你将会看到大约有一半的判例是关于行政法的，我是指像地方税、地方委员会的权力、各种职业执照的颁发、公共卫生法、
教育法等等。”参见F. W. Mar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505.
同前注43，第18页。
参见Ian. Harden & Norman Lewis， The Noble Lie: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London: Hutchinson， 1986.
曾担任工党大法官的埃尔温·琼斯勋爵（Lord Elwyn Jones）这样说：“政府正对议会做出巨大的伤害……人们越来越担心下院和上院正在变成符号，而政治权力已完全落入行政之手。”转引自Lord Longford， A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Lords， London， 1988， p. 185.
戴西认为，英国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以人们能从国家干预中获益为基本假设，遵循四项原则：扩大权利保护范围，限制契约自由，对集体行动的偏好和权利与机会均等。济贫法、工厂法、公共卫生法和工人住房法等19世纪晚近的立法（“真正的行政法”的零星移值）均体现了“集体主义”的原则。参见A. V. Dicey， Lectur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05， pp. 258-301.
参见A. W. Bradley & K. 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700.
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0页。
W. A. Robson，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Stevens， 1928.
F. J. Port，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Macmillan， 1929.
Lord Hewart， The New Despotism， London: Benn， 1929.
基于同样的态度，1931年Sir Carleton Allen 发表《官僚政治的胜利》（Expressed in Bureaucracy Triumphant），对报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inisters’ Powers (Cmnd: 4050， 1932).
同上，第1页。
这一方案是由罗布森提出的，他认为本报告的“最大遗憾”是丧失了一次在英国发展独立行政法院和公法体系的机会，但詹宁斯认为这个行政法庭可以作为高等法院的一部分，而行政法也可作普通法的一个分支，这种设想实际上与英国的法治并不冲突。参见，W. A. Robson，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Stevens， 2nd edn.， 1947， p. 375; W. I. Jennings， ‘The Report on Ministers’ Powers’(1932)， 10 Pub. Admin. 348.
英国许多行政法著作在回顾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历程时，都以部长权力委员会的报告作开端。如参见A. W. Bradley & R. 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p. 707-705.
罗布森认为，从报告对司法的态度及其所产生的效果看是有利于行政裁判所和行政部门的，事实上，1932年后，行政司法获得了惊人（formidable）的发展。参见W. A. Robson，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Stevens， 2nd edn.， 1947， pp. 375-376.
参见钱乘旦：《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75页。
参见W. A. Robso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nd Injustice’(1958)， Public Law， vol. 12.
L. Gower， ‘The Future of the English Legal Profession’(1946)， 9 MLR， pp. 211-213.
New Statesman， 1 January 1995.
G. Keeton， ‘The Twilight of the Common Law’(1949)， 45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p. 230.
B. Schwartz and H. wade， Legal contr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Law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Clarendon， 1972， p. 320;另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2页。
The rule of Law (Inns of court conservative Unionist Society)， 1955.
S. De Smith， ‘A Conservative Approach to Administrative Law Reform’(1955)， 2 British J. Admin. Law.
The Rule of Law， pp. 48-57.
保守党人为抵制行政裁判所先后提出的改革意见，主要参见C. Allen， Law and orders， London: Stevens， 1945; C. Hamson， Executive Discretion: an Aspect of the French Conseild’ Etat， London: Stevens， 1954; E， Iwi， Laws and Flaws， London: Odhams Press， 1956.
R. Crossman， Socialism and the New Despotism (Fabian Tract No. 298)， 1956， pp. 6-20.
The Report of the Frank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Triburals and Enquiries， Cmnd 218， 1957.
有关内容，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718页。
同注75，第40节。
同注75，第23节。
参见Carol Harlaw & Richard Rawh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p. 95.
本法在1994年修正，主要是扩大对半官方机构“不良行政”的调查。
或称Parliamentary Commissioner for Administration， 此为1967年法律的称呼。
参见A. W. Bradley & K. 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757.
从1967年到1996年，据说只有1975年，政府在下院的支持下明确拒绝过行政专员的建议。在1996年，专员受案1933件，调查了在其职权范围内的260件，其中189件（73%）冤情得到完全支持，57件（22%）部分得到支持，只有14件（5%）未发现“不良行政”问题。专员的建议几乎都得到尊重。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Reorganization Act， 1973，现在统一的立法为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ers Act，1993.
Local Government Act， 1973.
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这两项原则通常被公理化地界定为“反对偏私的规则”（the rule against bias/memo judex in causa sua）和“获得公正听审的权利”（the right to a fair hearing/audi alteram partem）。与本案无任何利害关系；二是不能被“合理怀疑”存在偏私的现实可能性，即秉公办案必须为人所见。“公正听审”是指任何人除非事前得到通知和提出抗辩的机会，否则不受处罚。参见S. de smith & Rodney Brazier，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enguin books Ltd 8th edn.， 1998， pp. 527-531.
参见S. 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p. 6-8.
Ridge v. Baldwin， AC.
R. v. Gaming Board for Great Britain exp. Benaim and Khaida . 2QB417.
参见S. De. Smith & Rodney Brazier，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532.“合法预期”是自然正义要求“公正行事”（the duty to act fairly）在其他情形下，即当公民可以合法期待得到公正对待时也应得到遵守。正如布里奇勋爵阐明的：“法院已发展出一个相当新的公法原则，即征询意见的义务可产生于由许诺或久已确立的习惯而引起的对征询的合法期待。”例如，上诉法院撤销了内政部拒绝接收一移民的决定，因为这与它公布的一个文告所造成的合法预期相违背。“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一词最早出现于1968年Schmidt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ome Affairs一案中，此后在司法审查中获得广泛应用。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p. 294-298.关于合法预期在行政法领域的概念、分析及其应用性意义，参见Paul Crarg，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A conceptual analysis’(1992)，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vol. 108，January.
A. –G. v. Ryan AC718.
McNabb v. United States， 318US 332(1943)， J. Frankfurter语。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O’ Reilly v. Mackman 2AC 237.
转引自（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Breen v. Amalgamated engineering 2Q.B.175.
由1965年《法律委员会法》（Law commissions Act）设立的，旨在推进法律改革的“永久性”咨询机构。自成立以来到1994年，委员会为司法审查的程序和救济先后提出过五次改革报告，司法审查被列为最重要的改革领域之一。
主要是通过1933年和1938年的《司法行政（混合条款）》对除人身保护状（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外其他公法上特权令状（the prerogative writs包括调卷令、禁令和强制令，禁制令和宣告令为私法救济手段。）的改革。1933年将申请特权令状的两个阶段（第一次听审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获得进入下一阶段的“非绝对命令”（an order nisi）；第二次听审是法院要求被告（政府或下级法院）说明为什么不能作出“绝对命令”（absolute order），被告如获成功，原命令就被撤销，否则就成为“绝对命令”，法院将颁布特权令状）合并为单一的申请程序：申请人先向高等法院提出使用调卷令（certiorari）、禁令（prohibition）与强制令（mandamus）这些救济办法的动议，动议被拒绝后仍可上诉，上诉法院即可出面处理此案。1938年的改革是简化令状之间的繁琐区别，统一将“令状”（Writs）改为“命令”(orders)。但上述改革未能解决三大缺陷：一是程序上的不相容性，以至不可能在一次诉讼中获取调卷令（公诉救济）与宣告令（declaration私法救济）等相关联的命令；二是诉讼期内缺乏中间手段，特别救济程序没有要求对方必须出示有关文件，或答复法院的书面质询等规定，而在普通诉讼中，请求禁令（injunction）和宣告令可采用此手段；三是证据必须以宣誓书（不能是口头的）的形式出现，如果案情出现证据冲突，调卷令和禁令因而可能遇到麻烦。因此，30年代留下的改革任务应当是：保留各种各样的救济办法，但在司法审查申请的统一制度下使之可以相互交替使用。参照（英）韦德：《行政法》，第335-340页。对英国特权令的历史，含义及其变革的经典论述，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London: Sweet & Marwell， 5th edn.， 1995， pp. 615-655.
Cmnd， 4059(1969).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Civil Service， Cmnd. 3638(1968).
House of Lords Paper， Deb.， vol. 306， 1969.
Remedies in Administrative Law (published working paper No.40， 1971).
Cmnd. 6407(1976).
Remedies in Administrative Law (Law com. No.40)，同时，苏格兰法律委员会也提出了一份相应的报告。但后者因技术上的问题和实质上间接扩大了司法审查的范围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这实际上是借鉴了1971年安大略和1972年新西兰的改革方案：当事人向法院提供单一性的申请表，法院可以在调卷令、禁令、强制令、宣告令和禁制令中批准一至两种救济办法。
Order 53， r. 4 (1)， 1980.与司法审查不同，普通诉讼中关于侵权和违约赔偿的起诉时效一般为6年。
迪普洛克勋爵说：“对良好行政的关注要求不能使公共机构及第三者由于某个普通诉讼者对某项决定有争议而在法律有效性上处于悬而不决的状态之中。”参见O’ Reilly v. Mackman 2AC 237.这是英国司法审查史上的著名判例，“奥·雷利诉麦克曼案判决后，法院就必须进行公法与私法分离的外科手术。法院过去从来不需要做此手术，而这时却被要求这样做，并且要做得准确无误……”参见（英）韦德：《行政法》，第355页。
分别是：Law Commission Fifth Programme of Law Reform. Law Com. No. 200(1991); Law Commission Consultation Paper No.126 (1993); Administrative Law: Judicial Review and Statutory Appeals. Law Com. No. 226(1994).
参见Access to Justice: A Find Report to the Lord chancellor (1996).本报告的第18章特别论述了公法程序（public law proceedings）问题。
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p. 559-563.
转引自钱乘旦：《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参见Thompson， P.，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in a period of Radical Change: 1972-1992’， in Flynn， N. (ed.)， Change in the Civil Service， London: CIPFA， 1994， PP. 33-38.
参见Alfred C. Aman， ‘Administrative Law for a New Century ’， in Michael Taggart (ed.)，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7， pp. 90-117.
参见K. Werhan， ‘The Neoclassical Revival in Administrative Law’ (1992)， Admin. Law Review， vol 44.
关于英国政府对有关行业放松（或改变）管制的研究，参见王俊豪：《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关于英国传统行政体制（包括公务员制度）的特征及改革内容，参见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5页。
参见（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8页。
狄骥对英国行政法的影响，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pp. 68-71.
参见周志忍：《当代外国行政改革比较研究》，第56-151页。
行政改革一定程度上重新制作了英国行政法，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pp. 148-151.
Jurgen Schwarze，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2， p. 4.
De Smith， woolf & Jowell，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5th ed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5， p. 823.
转引自前注，第827页。
欧洲议会沿未有独立的立法权，但在部长会议立法的范围内，拥有重要的顾问、参与和共同决定权。
立法重心在于部长会议，由各成员国政府参加，由其指定的主管部长或其他理人组成。
由各成员国政府在欧洲议会的参与下指派但实际上相互独立的20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是主要的执行机关，但在授权范围内有立法权。
第189条最后一款规定：建议和意见没有法律约束力。
Commission v. Italy E. C. R. 101.
Hauptzollamt Bremen v. Krohn E. C. R. 451.
Commission v. United Kingdom E. C. R. 419.
Commission v. Italy E. C. R. 3249.
Jurgen Schwarze，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p. 5.
Algera v. Common Assembly E. C. R. 39.这一判例以下列注释引用的判例均为首先接受或系统阐述有关原则的经典判例。
Snupat v. High Authority . E. C. R. 53.
Ruckdeschel v. Hauptzouamt Hambugst. Annen E. C. R. 1753.
Internationale Handelsgese Uschaft v. Einfuhrund Vorratsstelle Getreide E. C. R. 1125.
Kledingverkoopbedrijf de Geus en Uidenbogerd v. Bosch E. C. R. 45.
Lemmerz-werke v. High Authority E. C. R. 677.
Transocean Marine Paint Association v. Commission E. C. R. 1063.
Nold v. Commission E. C. R. 491.
参见W. Robson，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Stevens， 1928.
对此，1960年代米切尔等人再次提出了在英国建立行政法院制的必要性，参见J. Mitchell，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absence of a system of Public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 Pubic Law 95.
转引自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 11.
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p. 11-14.
参见J. A. G. Griffith， The Politics of the Judiciary， London: Pitman， 5th edn.， 1997.这两种态度之争，与本文即将谈到的“红灯理论”与“绿灯理论”或“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是密切相关的。
这是S. De Smith于1959年撰写的博士论文，后经数次修正。现在的最新版本为1995年的第5版《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5th edn.， 1995.1999年又修正了一个简写本，易名为《司法审查原理》，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9.
当然对这两个原则的“真实性”和地位学术界是有保留意见的。如参见I. Harden & N. Lewis， The Noble Lie， London: Hutchinson， 1986。
英国的行政法和司法审查制度都是建立在
宪法所体现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的。参见P. P. Craig， Public Law and Democracy in the U. K. and the US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R. M. Punnett， Brit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1968)， p. 185.转引自钱乘旦：《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关于英国议会主权和多数民主可能导致的“多数暴政”，参见P. P. Craig， ‘Dicey: Unitary， Self-Correcting Democracy and Public Law’(1991)， 106 Law Quarterly Review.
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p. 15-16.
比如1996年《移民与避难法》（the Immigration and Asylum Act）由于此前的一个司法审查判决认为有关法律否认避难者的相关福利是有悖法治原则的，而对前法中的有关问题作了修正。
欧共体法和《欧洲人权公约》扩大了合法性审查基础。英国议会的立法在许多方面必须受制于“更高”的法律。
这些根据是1985年迪普洛克勋爵（Lord Diplock）第一次系统提出的，参见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A. C. 374.自此为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接受。
斯卡曼勋爵1986年提出了和论述了这一问题，参见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exp. Nottinghamshire C. C. A. C. 240.249.
这一问题的论述，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 148.
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参见K. C.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69， p. 4.
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 152.
参见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London: Duckworth， 1977， p. 32.
K. C.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p. 17.
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A. C. 997.
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p. 168-173.
同前注，第654-659页。
关于“特权”的定义，参见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8th edn.， 1915， p. 421; wade &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7th edn.， 1994， p. 248.
The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The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A. C. 374.
有关规则，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p. 231-236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7页。
转引自前注，第79页。
Pulhofer v. Hillingdon L. B. C. A. C. 484. (Lord Brightman 语).
R. v. Secretary of the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ex p. Notts C. C. A. C. 240.(Lord Scarman 语).
Champion v. Chief Constable of the Gwent Constabulary W. L. R. 1. (Lord Lowry语).
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p. 474-478.
Case 139/77 Denkavit E. C. R. 1317.
关于自然公正原则和程序上的合法预期，本文前面已有论述。最详尽的权威论述，参见de Smith， Woolf & 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 pp. 245-445.
转权威的英文介绍，参见J. Schwartze，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1992.)， Chap. 5.
J. Willis， ‘Three Approaches to Administrative Law: The Judicial， the Conceptual， and the Functional (1935)，’ I univ. of Toronto Law Journal 53.
Ralph F. Fuchs， ‘Concepts and Policies in Anglo-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 Theory’ (1938)， Yale Law Journal， Vol， 47.
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Butterworths， 1997，这里引用第2版。
这种比喻借用了前人的措辞，参见Cecil Carr， Concerning Englis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OUP， 1941， pp. 10-11.
前注175，第1页。
前注175，第37页。
H. W. R. Wade & C.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Clarendon， 7th edn.， 1994， pp. 5-7.韦德虽然认为戴西误解法国行政法而对这门学科在英国的独立进程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始终认为，“戴西著作的思想光辉是永恒的”，并以戴西后继者自称，参见韦德的讲座教授就职演说：H. Wade， ‘Law， Opinion and Administration ’ (1962，) 78 L Q R188.
前注175。第67页。
前注175。第68页。
前注175。第91-127页。详细论述，参见D. Yardley，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Butterworths， 1981; K. C.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69.
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公共选择理论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参见包万超：《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
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参见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pp. 180-190. 另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p. 38.
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p. 60.
Martin Loughlin， ‘The Pathways of Public Law Scholarship’， in G. Wilson (ed.) Frontiers of Legal Scholarship， Chichester: John Wiley， 1995.
半于这两种传统和理论在90年代的发展和争鸣的详尽论述，参见Peter Leyland & Terry Woods (ed.)， Administrative Law. Facing the Future: Old Constraints & New Horizons， 1997， pp. 374-449.关于规范主义模式和功能主义模式比较，可参见包万超：《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载于《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其中的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