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针对当前道德滑坡，人们缺乏社会公德的现状，提出学习欧美的做法，将社会对公民个人的道德要求纳入法律，通过道德的法律化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培养国民的热爱心、责任感和勇敢心。 这种“道德的法律化论”错误地估计了我国法治水准，颠倒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夸大了法律的作用。欧美国家将社会公德规定为法律上的义务，是在这些国家的公民有遵守法律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当法律本身得不到遵守时，道德法律化对道德的推广于事无补，道德并不会因为被赋予了国家强制力就会化约成国人的心灵习俗，国人的道德水准并不会因此提高。“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人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人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 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将道德法律化，而是要将法律道德化，形成一套法律至上，唯公平、正义、权利至尊的伦理道德，涤除我们血液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和合心态。20世纪初，梁启超之“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呼喊在今天仍然不为过时，“只有将法律都变成人人自觉遵守的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将道德变成法律的一部分，我们才可以说已经离法治社会不远了。” 应当说二十多年来，我们忽视了文化对法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忽略了文化启蒙和改良，“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甚至死抱迂腐的儒家伦理不放，当前出现的法治困境应当说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法治的“弯路”。
但是改良旧文化，改造旧伦理，生成法律至上、蕴含法治精神的新文化、新伦理却是一项异常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决非经过大规模的法制宣传教育就可以完成。西欧的法治社会是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自15世纪初期。到17世纪末期，经过了近300年的历史。而欧洲是具有渊远流长的法治文化的。在有漫长的人治历史的中国进行文化启蒙与改良则会倍加艰巨异常。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观念的树立，一种意识的培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我们对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容易产生急躁冒进情绪和悲观失望情绪。
“五四”运动前夕，1916年11月陈独秀发表《
宪法与孔教》一文，认为孔教、儒家伦理的“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
宪法问题解决之先。”并且感叹：“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重复了90年前的悲剧，是在未解决传统文化的取舍问题、未认识清传统文化对法治建设的阻滞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腐朽的旧文化大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这无疑加剧了法治建设的复杂性，我们已没有时间像陈独秀一样去感叹“已觉甚晚”，也不可能放弃现有的立法从头再来，唯有重新扛起“五四”大旗，严厉而彻底地批判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来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可以说没有高度自觉的批判精神与批判能力，新文化的诞生是不可思议的。” 而能充当此重任的，只有知识界，法学界要有一批敢于抛弃名利权势、敢冒被批评被冷落风险的法学家勇于打破宗法伦理、等级伦理，敢于漠视亲情，做不和的“恶人”，向一切阻碍法治的旧文化、旧传统开战，为民间百姓起一个示范作用。这样，或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加速法治化的进程，挽回我们已经损失的时间。但目前法学界纯粹为个人名利者太多，以学术为仕途者太多，以和为贵的“好人”太多，愿为法治牺牲个人者太少，“硬骨头”太少。而恰恰在民间，出现了杨剑昌这样的护法英雄，王海这样的民治楷模，这既令法学界欣喜：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法律文化，一种漠视亲情，唯法律至上、正义至上的新文化正在传统文化的母体脱颖而出，我们看到了法治的希望；也令我们汗颜：我们的勇气、我们的牺牲精神远不及他们，而且法学界对这种法治文化现象缺乏足够的关注，学者们乐于不痛不痒的理沦诠释，习惯跟着感觉走，跟着形势走。
文化的启蒙与改良需要的首先是批判，批判之外是教育，法学家应当教育大众。“与单纯的法制教育不同，法治教育不是教育民众盲目、被动地服从法律，也不仅仅是教育民众现在实行哪些法律、其内容是什么，而是教育民众如何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捍卫法律的尊严，如何主动参与法律的监督，抵制任何置个人意志于法律之上的行为”。 “我们的一切精神文明教育要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为中心。不要把精神文明主要理解为美德、谦让、廉洁、奉献、安分守己等。”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处呼吁的那样：“让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形成真正的民治，只有形成了这样的法律文化，腐败才能根除，违法犯罪现象才能得到有效抑制。我们要大力保护和开发杨剑昌现象、王海现象这些珍贵的民治文化资源，全社会应当像学雷锋一样学杨剑昌，学王海。《南方周末》专栏作家鄢烈山称杨剑昌为“我们的国宝”，如果法学界乃至全社会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法治意识已完全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法治社会就离我们为期不远了。
最后，我们应当加大还权于民的力度。法治就是民治，就是人民主治，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国家行使过多过宽的权利，束缚了人们的权利意识、自由精神。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计划变规划，机构精简、新闻的相对开放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公平、自由、正义和契约精神的发育。但这远远不够，我们应当将一切原本属于公民个人的权利返还于民，让每一个人成为享有充分权利和自由的法治社会公民。
法治启蒙与文化改良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因为篇幅限制，本文只能作简陋的构思，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1999年5月定稿，原文部分发表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2006年11月略改。
【注释】转引自苏力：《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几点感想》，《湘江法律评论》第1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2页。
田成有：《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景》，《方法》1998年第12期。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应是郭嵩涛，还有人认为是林则徐或魏源。但真正大规模引进和宣传西学应当说是从严复开始。
吴虞：《吃人与礼教》。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鲁迅：《忽然想到·六》。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9、154页。
林毓生：《“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载《公共论丛》第1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54页。
我认为李光耀是一个典型的新儒家。他不仅有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大力鼓吹儒家伦理。而且是最坚定的身体力行者。从这一意义上讲。他是当代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新儒家。
衣俊卿：《评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
衣俊卿：《评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
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夕。还有一些部门和官员提出要搞韩国式的航空母舰型大型企业，以提高竞争力。一些政府部门以行政手段搞拉郎配，将绩优企业与一些亏损企业捆绑在一起，效果总是不尽人意。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