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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之谓性”这个角度来看人性，如上所论，近代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人性与物性基本相同。康有为甚至从这个角度对向被儒家视为人兽之别的人伦道德作出与传统儒学完全相反的理解，他说：“爱恶仁义，非惟人心有之，虽禽兽之心亦有焉。”“岂徒禽兽？草木亦有爱恶，特愈微耳。” “物皆有仁义礼，非独人也。鸟之反哺，羊之跪乳，仁也”；“鹿之相呼，蚁之行列，礼也；犬之卫主，义也。” 尽管如此，康有为没有遗忘“人与禽兽何异乎”这个大问题。而且对问题的回答非常干脆：“曰异于其智而已。其智愈推而愈广，则其爱恶愈大而愈有节，于是政教、礼仪、文章生焉，皆智之推也。故人之性情，惟有智而已，无智则无爱恶矣。故谓智与爱恶为一物也。存于内者智也，发于外者爱恶也。” 人的“爱恶”心理情感反映是与理智相关联的，是理智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展开，“爱恶”虽受“智”的调节和控制，但“智”并非独立自存的精神实体。“爱恶”与“智”在康有为看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离开了“爱恶”，人性是“空”是“无”，无以区别于“神性”与“魔性”；离开了“智”，人性又无以区别于“物性”与“兽性”。“爱恶”与“智”，或者说，感性与理性合二为一，才是圆满而真实的人性。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也谈“智”，他那著名的人性“四端”说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在于人先验地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内在的道德质素。康有为独独从孟子的“四端”中抽出“智”，认为“智”才是人与禽兽之根本性区别之所在，而且不是在道德意义上谈论人兽之别，孟子所言“智”的道德化色彩被全然抹去了。康有为所说的“智”主要是指人的思维能力，因为动物不具备这种思维能力，才“安于禽兽耳”。 康有为认为：“物质有相生之性，在于人则曰仁，充其力所能至；有限制矣，在于人则曰义。”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使人具有爱同类的“仁”性。但人又具有维持自己的生存、爱护自身的天性，这又使人的“仁”性受到限制。把握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使得人性得以现实而完整地体现出来的人的规定性便是“智”。“夫万物之故，皆有所以然之理。天固与之具，自为调护，自为扶持。其精为人，神明独运，然亦仅以自营。推其同形，其神明愈大者，其所推愈大，亦及其同类而已。及同类者，仁也。有所断限者，义也。其断限之等，以及其大小远近，皆自其识为之，所谓智也。智也者，外积于人世，内浚于人聪，不知其所以然，所谓受于天而不能自已也。” “智”同样是人之天性也，也就是说，作为在社会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智”正好表明“社会性”恰是人性的的基本构成要素。康有为“智”的观点的提出，将人性论导向对人的自我的理性认识，从而为人性的复归和人的解放开辟了道路。
康有为把“智”甚至视为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在他看来，“智”是有关“人道”的最重要的概念，按传统儒学的概念系统，它在仁、义、礼、信诸概念之上。他说：“吾昔亦谓仁统义、礼、智、信”，而后来认识到“人道之异于禽兽者，全在智。……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而义、礼、信、智以之所为，亦以成其仁，故仁与智所以成终成始者也”，由此可见，智是基础，仁是目的。作为基础的“智”是人类进步以达致善的根本动因，“人道以智为导，以仁为归，故人宜以仁为主，智以辅之。” “人惟有智，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之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 看来，无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还是精神财富的创造，其推进动力都是人的“智”，正是由于人的智，人才在真正意义上脱离动物界而进入属人的文明社会，人的主体性品格才得以展现，很明显，这里的“智”已大不同于传统儒学所讲的道德化了的“智”。中国就因为“智”的一度衰落，而沦入长期的停滞和落后状态，它的振兴自然需要“智”的再度开启和发扬。 就“智”的内涵而言，它包含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也包含人类对自身的体认和把握，而这两方面又是互动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人的自由就是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关于“智”的论述已经蕴涵着真正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观念。
尽管康有为在论及人性问题时，“爱恶仁义”（情感感性）与“智”（理性）二者兼顾并重，但他并不认为“智”乃人生而有之。就个体人来说，“爱恶”的发生是不学而能的生理本能，“智”却是在人的社会性成长过程中获得的，“婴孩沌沌，有爱恶而无哀惧，故人生惟有爱恶而已。哀惧之生也，自人之智出也，魂魄足矣，脑髓备矣，知觉于是多焉，知刀具水火之足以伤生也，于是谨避之。婴儿不知刀具水火之足以伤生而不避也，禽兽亦然。圣人之知更多，故防害于未至，虑患于未然，曲为之防，力谓之制。” 联系到上述“爱恶”与“智”的相关性，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在康有为的思想中，人性是在后天的、经验的社会生活中成长和丰满起来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人性是人类自己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的。“天地之气，存于庶物，人能采物之美者而服食之，始尚愚也同，一二圣人少补其灵明而智生矣。合万亿人之脑，而智日生，合亿万世之人之脑，而智日益生，于是理出焉。” 人的“爱恶”自然情欲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创发的始因，而“智”则是人类文明生成和不断进步的指针和动源，“爱恶”为“智”之“目标指向”，“智”范导着“爱恶”。“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 ，人性因而是圆满自足的，是至尊至上的。
这事实上也是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基本共识。如果说，康有为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人性中“智”的重要性；那么，梁启超、严复等人则更多地从当时中国在国际环境中所面临的深重危机出发，提出中国人的智力启蒙是复兴中国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第一步。他们都敏锐地意识到智力教育正是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所忽略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智力教育的缺乏在他们看来正是中国与西方冲突遭受耻辱的根源。很显然，梁启超、严复都极力提倡的“开民智”的“智”，与康有为一样都不再具有人伦道德的意味了。而且，“智”的开启在新人的塑造和培育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梁启超曾用康有为的“三世”理论 来说明大众智识启蒙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的历史进程体现为“三世”进化，而其动源则是力的竞争。在“据乱世”，是体力决定斗争的胜败，由此，在人类的历史上，蒙古人和穆斯林人凭借他们的强大体力，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而后来的高加索能征服和统治世界的最大部分，则是因为他们优越的智力。梁启超宣称：“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衰败的根源在于“力”的缺乏，那么智力教育在任何振兴中国的方案中都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复同样认为，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民智未开”，国民大众缺乏近代文化知识，思想迟钝，蒙昧无知。“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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