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国家各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即使并未谙熟专业知识，其办理涉嫌证券业务罪案却并无“市场准入”之限制，其它中介服务组织如审计师、会计师等业务机构涉足办理上市公司会计核算等业务，亦无此限制。
故此，司法壁垒对我国律师执业设置“市场准入”，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它给予中国执业律师一种极不公正的待遇，严重制约了中国律师业的健康发展和队伍的成长壮大，使得中国律师业的“入世”准备处于“瓶颈”状态。因此，我们的法律服务市场在不断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应该做到“对内开放”，尽量多的提供有利于本国律师执业的宽松环境。
（二）执业权利上的歧视。这方面除了执业律师在诉讼中依法行使的查阅案卷权、了解案情权、复制摘抄案卷权、参与调解权等权利，被相关办案机关非制度性的人为障碍所限制与剥夺外，更重要的是司法壁垒对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行使调查取证权的歧视上。
我国《
律师法》第
32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第
30条第二款亦规定：“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另一方面，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
37条，不仅规定律师调查取证须经被调查方同意，而且规定被调查方系受害方或者受害方提供的证人时，还须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进一步地，该法第165条和第140条又规定，控方即使在“侦查终结”后，针对已经进入“审判阶段”的所控罪名证据不足或不力，仍有权主张一再的“退回补充侦查”，从而直接左右诉讼程序的进退与轮回，而辩方却因人民法院审理“中断”而束手无策，坐待被告人被控罪名被“套牢”。《
刑法》第
306条并罗列了律师执业中构成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的具体罪状。
这就至少引出五个问题：第一，律师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受法律保护，而依法“行使的辩护权”则未必受法律保护，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由此也引发许多律师蒙冤受屈，被控方以涉嫌伪证罪或妨害作证罪而予以拘捕。第二，律师“行使的辩护权”既已得到控方许可，为何仍能构成犯罪，并且由律师单方对其后果承担罪责？第三，控辩双方地位失衡，且“指控权”游刃有余，而辩护权却华而不实。第四，作为依法受法律保护的证人，其如实作证与依控方意志作证相矛盾时，何去何从？第五，律师仅有的“审查起诉”之后诉讼阶段的辩护权，本已不能充分行使，甚至“禁止介入”，更不用谈“提前介入”。[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