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应地，上述识别系统将记录国内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及其犯罪倾向、行为的信息。
　　除了用于甄别与驱逐CLASS系统中的550多万有嫌疑的恐怖分子、无端甄别与驱逐有阿拉伯血统的人、记录与甄别国内任何类型的刑事犯罪嫌疑人，美国政府发展的各类生物识别系统还能通过指纹、手纹、面部、语音、虹膜识别装置记录、甄别美国土地上的任何其他自然人的身份。此外，DNA数据库还能实现自然人遗传禀赋与法律身份的双重识别。
　　“9.11恐怖袭击”之后，全美国大量的生物学实验室纷纷投身于构造美国最大的DNA认证系统的工作。FBI已经迅速构建了100多万人的DNA数据库。[11] 美国生物技术工业组织主席Carl B. Feldbaum认为：美国构建DNA数据库的努力将迅速发展成为“采集任何人DNA的运动”。这场运动将使政府掌握每个人的遗传基础，“并把这个遗传基础与每个人的法律身份”进行完全精确的、一对一的结合。理论上，政府能够对数据库中的每个人进行遗传病、性格、暴力倾向、智力水平等各个方面的基因检测。因此，政府能够掌握任何一个人将可能从事的社会行为的遗传学基础。
　　遗传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先天重于教化”的主张曾经一度风靡美国政坛。例如：美国第26任总统Theodore Roosevelt说：“我很希望禁止劣等血统人种的生育”。这个主张也造就了大量的优生学立法。但是，由于没有技术措施可以广泛地甄别“劣等人”，哈佛大学教授William McDougall提出的消灭美国民主制度，实行等级制度的主张仅仅是一种“美好理想”。现在，政府掌握的数据库将能够判定哪些人携带着“劣势基因”、“缺陷基因”或者“暴力基因”。这种情况下，对任何人平等地分配保险机会、就业机会、选举权利等就不合理了。
　　例如：“9.11恐怖袭击”表明：二次世界大战后信赖平等、人权的立法导向并没有消除社会罪恶。这个立法导向强调改变外在环境，认为每个人有自由意志，有天赋人权。每个人的法律身份完全平等，而且他有权在公共场所隐匿这个身份。少数几个恐怖分子正是凭借这种法律秩序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这提醒人们：既然生物技术能够把一个人的法律身份永远凝固到特定的遗传特征中，而且这些遗传特征能够预测个人的行为倾向，国家就应当用这些遗传特征把每个人从人群中甄别出来，并对特定的群体（例如恐怖分子、天生的嗜暴力者等）分配不同的社会待遇、社会权利。
　　更进一步的政策变迁可能是：用基因检测、修饰技术预先消除胚胎中的劣势、缺陷基因，并且用强制性的基因修饰取代生命刑、自由刑等人身惩罚。例如：2001年，美国出现了永久改变个人性向的遗传基因修饰（IGM）。同年，法国残疾儿童Nicolas Perruche由于其被出生而赢得了对医院的诉讼。Nicolas Perruche的胜诉表明：既然技术能够消除胚胎的基因缺陷，那么人就应当享有不携带缺陷基因而被出生的权利。对胚胎的IGM可以天然地消除人们后天的苦难。同样道理，用强制性的、后天的IGM取代生命刑、自由刑等人身惩罚，这可以使很多人永远远离社会罪恶。这样，前文社会生物学家们的主张（为了改变社会，我们必须首先愿意改变基因）就会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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