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发表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注释】 --------------------------------------------------------------------------------
主权表现在税收上便是一国在自己的法律和税收结构所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制定税收管辖权的规章，它可以独立地、自由地决定对什么所得征税 ，对什么人征税。
参见福建省税务局编：《税收 文件选编》，第201页，1985年4月福建省税务局编印。
其中抵免又 分为限额抵免与非限额抵免，限额抵免是在应缴纳税额中扣除的税额不得超过按照本国税率计算的税额，非限额抵免是在应缴纳税款中扣除所有缴纳的外国税款。
参见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编：《中国税收协定实务全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页。
参见福建省税务局编：《税收文件选编》、第201页，福建省税务局1984年编印。显然，预提 税不受投资者的欢迎，任何预扣税金的规定都可能导致证券无销路。因此，证券发行人首先 就应尽量避免预提税。这可通过很多途径来实现，例如，选择国内豁免预提税的国家发行证券，或在第三国设立特定的媒介手段，如代理人等来避免预提税。
这些国家(地区)之所以采取 免税政策，大多是因为经济规模比较小，尤其是证券市场规模小，出于税源和征收成本的综 合考虑或是由于所得税税制建设的不完善而采取了免税措施。
如美国自1988年起，考虑到 所 得税税率的大幅度降低和课税级距数的简化，将过去资本利得的各项优惠措施予以取消，无 论 公司还是个人，长期还是短期，所有资本利得皆视为一般所得全额征税。
See 《Directory of World st ock Exhanges》，The Jahns Hos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Keith k,H,Park and Aoto ine W.Van Agtmael:《The world''s emerging stock Markets》。
对证券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因为投资者由于居住地与发行人 的国家有联系，或是那个国家的国民。有些国家走得更远，只要由于发生税收的财产在他们 的管辖权范围内，就征收资本税，其结果，一个与发行人的国家没有联系的证券持有人发现 有责任支付当地遗产税或赠与税，只是由于他所持有的证券是另一个国家的发行人发行的。 英国的遗产税就是一例。英国许多与遗产税有关的条约规定在征收遗产税前，要征收资本转 移税，遗产税仅在死亡时产生，而资本转移税则适用于纳税人一生。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 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23页。
美国法院运用国籍原则域外适用其
证券法的一个典型案例是Travis v. A nthes案。See P.A.Loomis , Jr.R.W.Grant,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Financial Institutio ns Outside the U.S. and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U.S. SecuritiesLaws, 1 Journal of Comparative Corporation Law and Securities Regulation14(1978)。
See Loss and Selinman,Fundamentals of SecuritiesRegulatioon ,(3rd ed),Little Brown and Co.,1995,P1272.
美国法院运用客观领土原则域外适用其
证券法的案例还有：Ber sch v. Drexel firestone, Inc, 519F.2d 974(2d Cir. 1975); Des Brisay v. GoldfieldCorp., 549F.2d 138(9th Cir.1977);Alfadda v. Fenn, 935F. 2d 475, 478(2d Cir.1991 );Kaufman v. Campeau Corp., 744 F.Supp.808,809(S.D.Ohio 1990) and McG, Inc. v. G reat Western Energy, 896 F.2d 170, 173-74(5th Cir,1990)。See Gunnar Schster, Ext raterritoriality of Secunties Law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Jurisdictional Confl icts, 26 Laws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88(1994).
参见沃尔特·沃纳著、吴金留译：《美国证券法的域外适用》，载 《世界法学》，1988年第4期。然而，联邦上诉法院在运用“行为准则”时可大致分成两 个阵 营：第二上诉法院和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采用较为严格的办法，只有认定被告行为不仅仅 是“准备性质”，而且对美国投资者构成直接损害；第二上诉法院且强调对特定投资者产生 某些直接影响。相反，联邦第三、第八和第九上诉法院采用的行为准则较为宽松：只要被告 行为与整个欺诈活动相关，不管这种行为的“准备性质”(preparatory)与“重要性”(sign ificant)界线模糊，且只需要对美国国内证券市场产生“一般”的负作用，美国法院即可以 “行为”准则行使域外司法管辖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