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党大于法和法大于党的问题。
您认为，党和法是不好类比的两个事物，不能说谁大谁小，因而郭道晖“法大于党”的命题在逻辑上讲不通。我以为，从字面上看，郭道晖的命题是错的。但从实际含义上看，我也赞成这个命题。这里需要作一些解释：所谓法大于党是指法律的效力高于党的文件的效力，尽管党有权建议修改
宪法和法律，但是在修改之前，不能用党的文件代替法律，更不能将党的文件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各级党委不能越权，不能由党委任命公务人员，不能由党委立法，也不能由党委办案。
我没有看到郭道晖的原文，不知道他是如何解释的。如果他没有解释，或者有别的解释，我以为肯定是要批评的。
在实际生活中，党大于法的问题还比较多，所以法学家们应当予以批评。
四、关于法的起源和本质问题
您认为，法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郭道晖却说法是阶级矛盾可调和的产物。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同意，理由如下：
我们大家都承认，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而且，奴隶阶级中的每个成员都不是人，没有人的资格，而仅仅是会说话的牲口。既然如此，解决奴隶阶级反抗的方法就像解决牲口不听话的问题一样简单：一是打，二是杀。打和杀两个字足够了。看看农民是怎样对待耕牛的吧？看看将军是怎样对待战马的吧？不就是这两个字吗？
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的确有不可调和的部分，但解决的方法只要两个字，而不需要卷帙浩繁的《国法大全》和《周礼》，更不需要“禹刑三千条”。
到了后代，出现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些阶级的阶级矛盾有时可调和，有时不可调和。不可调和就打仗，而不是去制定法律。打仗不需要《自由大宪章》和《拿破仑法典》。
因此，我以为，法律不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战争才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团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那么，法律是不是阶级矛盾可调和的产物呢？我以为也不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有一部分是不可调和的，如奴隶想做人，奴隶主不让他做人，这种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奴隶一旦做人就不再是奴隶了，奴隶阶级就不存在了，奴隶阶级不存在了，当然也就没有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调和。既然没有了阶级调和，哪来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法律？
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有些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作为奴隶主阶级，当然希望奴隶多干活少吃饭。但是，奴隶当然要求能吃饱肚子，能正常睡觉。这种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但同样不需要通过国家制定法律来调和，单个的奴隶主就可以调和这种矛盾了。您见过哪个国家制定过调和主人和牲口之间矛盾的法律吗？所以，法律不是阶级矛盾调和的产物。
当然，在后来的阶级斗争中，法律与阶级调和并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但是，那已经不是法律的起源问题，而是法律的发展问题了。所以郭道晖的阶级调和论并不能解决法律的起源问题。
那么法律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以为，那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矛盾调和的产物，是奴隶主们争权夺利的产物。奴隶主们又要争权夺利，又怕两败俱伤，于是为了使争权夺利不至于变成无休止的战争，奴隶主阶级在一起制定规则，调和矛盾。这就是法律的起源。
既然法律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调和的产物，所以不能认为法律在本质上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然，统治阶级可以利用法律来迫害被统治阶级，但这不是法律的本质问题，而是法律的利用问题。
法律是有阶级性的，但是，这不等于法律的本性就是阶级性。人都是有动物性的，但不等于动物性就是人的本质；人都有私心，但不等于人的本质就是自私。
所谓本质，就是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区别。如果说阶级性是法律的本质的话，就无法将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法律与纪律、法律与哲学区别开来，因为道德、宗教、纪律、哲学也是有阶级性的。
所以，应当承认法律有阶级性，但是不能将法律的本质归结为阶级性。法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应当继续探讨。
五、关于人权与国权（主权）的关系问题
您认为，人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人民就没有人权，一个国家丧失了主权，人民也没有人权，今天中国人民所能享受到的人权是人民革命的结果，是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的结果，所以国权和主权高于人权。
我基本上赞成您的观点，但觉得不能将国权、主权高于人权的命题绝对化，也不能说人权高于主权和国权的观点就是绝对的谬误。这要考虑到看问题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