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赠与合同双方所处的地位，受赠人明显地处于相对的弱势，即使在诺成合同中，赠与物未交付前，赠与人仍享有物权，而受赠人仅仅基于契约而享有债权，并且时时要受到赠与人撤销权的威胁，“这种撤销赠与权是一种形成权，一经做出撤销的意思表示，该赠与合同即为撤销。” 而即使赠与人业已交付，赠与人还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要求返还。 若仍然把赠与合同作为诺成合同，合同双方的地位会更严重失衡。赠与人可以任意地做出承诺或者放弃承诺，因为只需尚未交付，合同便未成立。可以在此平衡双方利益的仅缔约过失一端，而要证明缔约过失责任，条件比违约更为苛刻。一般而言，构成缔约过失责任须具备五个条件：第一，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有瑕疵；第二，缔约的相对人又误信合同成立；第三，合同尚未有效成立；第四，缔约当事人须有损害；第五，缔约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须有故意或者过失。 而在实际生活中，受赠一方很难证明对方有故意或过失，也往往难以证明自身受到的损害，因为由于未获赠而遭受的“损害”，主要是信赖利益的受损。况且，即使当事人得以证明自己蒙受某种不利益，其受赔偿范围也有限，“信赖利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 并且信赖利益本身就是个难以界定的问题，因为信赖利益一方面包括因他方的故意或过失而致信赖人的直接财产的减少，如各种费用的支出；也包括信赖人的财产应增加而未增加，如信赖合同有效而失去某种应该得到的机会。此种机会往往是难以用金钱的多少，特别是具体金额来衡量的。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受赠人始终处于合同的弱势一方，法律本着平等与正义的原则，应该尽量平衡双方的利益、地位。
更次，有人认为，根据民事权利自由处分和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赠与实质上是财产所有人对自己所有的财产依法处分的一种法律方式，因此，是否赠与、何时赠与、表示赠与后是否反悔，应当完全依赖赠与人的意思自己来决定，别人不应干涉，国家更不应用强制力来干涉。 这种说法有故意夸大一端之嫌，即任意扩张了赠与人单方的自由。虽然合同自由是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此种自由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的自由，而不能是一方危及另一方的自由。何况任何自由均有一定的限度，不能任意夸大，合同的自由应以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为界，否则合同无效。 赠与合同不同于任意丢弃自己的物品，后者可以说完全是对自己所有财产的自由处分（甚至也会受
环境保护法等的限制），但前者不同于此，是个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无论如何不能说“应当完全依赠与人的意思表示来决定”。受赠人的人格，受赠人的信赖利益、期待利益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