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胡乔木同志在其《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中，专写了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一节，引起了法学界的重视。（注：参见关怀《经济法》，第三期全国民法师资进修班《民法讲座》（上册），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编印，第13页。）是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党和国家领导人则发表言论，要求制定相关经济法律法规。如小平同志于同年12月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
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
森林法、
草原法、
环境保护法、
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接见记者和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以及1980年彭真同志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分别使用了“经济法规”、“经济法”等字眼。（注：参见关怀《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6页。）也就是说，在新时期法制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时，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立健全经济法制成为人们首要关注的对象和任务之一。思想解放伴随着国门的开放，苏联现代经济法学派和日本的经济法学说遂舶来中国，受其影响，学者开始发表关于经济法的文章，并于1979年写出《经济法概论》，从1980年起在一些院校陆续开设了经济法课程。
在此主观背景下，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也呼之欲出。三中全会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施行）、《
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1979年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1980年）、《
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1979年国务院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1980年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优质产品奖励条例》（1979年国务院批准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1979年国务院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81年）等改革开放时期的首批经济性法律法规先后出台；1981年成立了“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1986年并入国务院法制局），专司经济法规起草、修订的组织协调工作；各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开始设立经济审判庭，主要受理商品购销、农村承包经营、银行和信用社借贷、建筑工程承包和加工承揽经济合同纠纷，也审理经济损害赔偿、知识产权和涉外经济纠纷等；1980年恢复设立铁路运输法院和水上运输法院，在大面积国有林区设立森林法院；1984年开始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1986年人民法院又陆续组建行政审判庭，受理工商、税务、土地管理、海关、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济行政纠纷。这些法制实践，为经济法研究及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关于经济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经济性相结合的特性、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等学说，与经济法制实践及其社会思潮相结合，便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表明在中国出现了经济法这一新兴的法律部门和法学分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