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部门法学中有哪些法哲学问题？这在一篇万余字的法学论文中实在是难以尽述的。不过，既然是一篇法哲学论文，则我们可以尽量摆脱列举问题式的烦冗和困惑，但不能不提出一个分析部门法学中哲学问题的大体方案。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已经接受的部门法学主要是描述性的和在法律实践中是常识性的，那么，人类认识的本性便必然不会满足于对它的现象的、常识性的理解，而需要从这种现象的常识中寻求其所以然。比如，人们在法律实践经验中都清楚杀人要受刑、欠债要偿还、自由有界限等等常识，但是，人之为人，又不会满足于这种分割性的常识。他们还会探寻杀人受刑背后的机理以及合法杀人不受刑的界度，要深究欠债偿还里面所蕴含的道义根据和经济原理，有追问自由有界的自然法基础和对人类生活的现实意义……显然，对这些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常识性的部门法学是勉为其难的。对它们的解答，只有进至法哲学的层面才有可能实现。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的一段话：由于人类“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因此，“不管是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 ”我们所熟知的部门法学的经验常识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零散性，并不符合人类的系统感以及在此系统感决定下的对事物的明晰性和统一性追求，于是，有关部门法学的法哲学基础就为必须，寻求部门法学的法哲学基础就不是多余。
　　由以上论述可否得出如下关于部门法学中的法哲学之结论呢？所谓部门法学中的法哲学问题，就是指能使部门法学具有逻辑连贯性、解释“合法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的一些问题。下面我分别进行解释。
　　逻辑连贯性之所以是部门法学中的法哲学问题，在于它能够真正使部门法学由简单的法条解释转向系统的学理建构。我们知道，一个学科的成立，往往在于该学科能有贯通其全部内容、统摄其方方面面的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如果有这样的概念和范畴，人们就会觉得该学科具有系统性，反之，如果缺乏类似的概念和范畴，该学科给人们留下的只能是凌乱的印象。这在目前我国的“部门法学”中不难察见。例如，刑法学因为有了犯罪构成和犯罪、刑罚等初始性范畴和基础性概念，给人们留下了明显的学科系统性和逻辑连贯性的印象（尽管在刑法学界，对我国现有刑法学——主要是刑法学教材的体系还有许多不同意见和见解，甚至提出重建我国刑法学的主张） 。而“经济法学”虽经近2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至今人们对它的基本印象是缺乏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因此，也缺乏学科的系统性和逻辑的连贯性。
　　如果套用哲学的体例，那么，能够在部门法学中起到逻辑连贯性的问题，是指部门法学中的“认识论”问题 。即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直接关联着人们对相关部门法和部门法学的认知。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的不同，会决定人们对部门法和部门法学在认知上的差异。可以说，部门法学中真正具有学理性的争议，往往与争议双方所秉持的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的不同相关，这其中包括对相同概念和同一范畴的不同解释。可见，对部门法学中“认识论”问题的忽视，会使其丧失逻辑的连贯性。
　　解释“合法性”之所以是部门法学中的法哲学问题，在于所谓法学，不论是“部门的”还是“统一的”，在实质上都是一种人们解释的体系。但对于任何一种学问体系的解释，都应当坚持解释的“合法性” 。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所持的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在内容或解释上有再大的差别，根据一般人的阅读常识，仍然认为其讲的还属于该部门法学的内容，而不至于在常识范围的理解上产生误差，认为他讲的不是该部门法学，而是其它学问。当然，这只是对解释“合法性”的最低要求。解释“合法性”不但要求解释能够一般性地说明相关的学科对象，而且要求能够准确地、客观地、良好地说明相关的学科对象。从而成为人们方便地、并且全面地了解该学科对象的“通道”。
　　部门法学的解释“合法性”问题，事实上是部门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固然，在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领域，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完全”独立地存在，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法学领域内，各部门法学独立的相对意义更为明显。然而，不能“完全”独立并不等于不独立。部门法学独立的一个标志，就是其方法的独特性。部门法学中的解释“合法性”问题或“方法论”问题，就是要解读和探求部门法学独立于其它法学的“方法论”根据。如果没有或缺乏对“方法论”的关注，就表明部门法学对其中的法哲学问题关注不够，表明部门法学自身还没有自觉到法哲学的境地。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