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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配套改革不到位，作为外驱力加剧了乱收费
我国的改革事业，既无现成的模式，又无可借鉴的经验，只能摸索着前进。因此，相关改革的滞后或不彻底不可避免。而根治乱收费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众多的配套改革。配套改革不到位，给乱收费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使它就像割不尽的“韭菜”。
1．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滞后，制约着乱收费的根治。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讲，没能走出帕金森定律作用的范围，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以费养人”的问题一直十分突出。据统计，1980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66.8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5%，到1996年就已达1040.8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3.1％，比1980年增长14.5倍。如果再加上事业单位，1996年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达3673万人，比1978年增长82.3%，财政供养经费多达3600多亿元，几乎占了国家总财力规模的一半，大约为39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人。难怪朱镕基总理曾感慨地说：“钱到哪里去了？政府机关庞大，吃‘财政饭’，把钱都吃光了。”耐人寻味的是：行政机构往往就依靠权力收费，一些部门干脆不吃“皇粮”而吃“杂粮”，权钱挂钩，乱收费，乱摊派，争审批权，争设基金，争设“小金库”。
2．经济体制改革的过渡性，也制约着乱收费的根治。拿1994年分税财政体制改革而言，它标志着新财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因其复杂性，且直接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调整，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改革不彻底：一方面，地方政府事权膨胀，支出迅猛增加；另一方面，地方财权有限，又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转移支付制度也不科学、不完善，地方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地方政府开支。在财政支出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政府往往“铤而走险”，采取“费”和基金的形式来加以弥补。在这过程中，由于种种不规范收费，便滋生乱收费，尤其是向农民乱收费。因为各级地方政府都尽可能地提高本级的财政留成比例，削弱了乡镇财力，而乡镇财权、事权划分不清，各类经济、技术机构权限下放，又无相应的经费支持，加大了乡镇财政的支出压力，迫使县乡政府向农民乱摊税赋、乱收费、乱罚款。
（五）制度变迁，客观上对乱收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78年以来，我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变革僵化的体制是改革的应有之义。然而，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与改革初衷相悖的结果。毫无疑问，这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改革失误，但不可否认，制度变迁客观上对换乱收费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在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矫枉过正，使财力过度分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为体现责权利一致的原则，管制的放松与经济的分权同步进行。首先对企业有限度地减税让利，接着是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放权让利，这两方面的让利，在改革之初，应该说都是必要的。但长期和普遍实行大幅度的让利，过分分散了国家财力，使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23.3%降至1992年14.7%，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的比重由1980年的51.2%降至1992年的38.6%，而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支出的增长。财政支出矛盾的加剧，迫使政府拉开了大规模收费的序幕，并迟迟不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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