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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功效是无可抹煞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一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所呵护的民主精神。通过思想和文化上摒弃禁锢人们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传统礼教的束缚，理性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道有力的追求真理的动力，他们通过各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让思想在碰撞之间迸发出真理精神，他们尚自由，尚科学，尚平等，能够直面身处社会的大变动。不具备贵族精神的平民知识分子在残酷冷峻的现世中，不会像有闲阶层向往天堂，厌恶地狱，以不着边际的浅吟低唱欺世盗名于人间；他们更能以社会的底层作为参照来审视自己，自觉地成为社会底层的代言人，代表底层向统治者请命，而这无形中又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正如张宽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弱势集团的代言人，对社会主流文化，持批评态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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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历史中是极其珍贵的，他们倡导张扬了民主的理念，科学的真理，推动了中国人权的发展，探索了社会、国家、民族发展的方向，担当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推动国家由专制皇权跨进到现代民主意义的国家行列。尽管在“五四”运动及至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大部分知识分子畏缩了，委曲人格，粉饰太平，其世俗的社会功利思想左右了他们的言行，当然，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不健全的，至少说没有一个培养独立人格的社会环境，而历史责任则是半途而废，追求目前利益而放弃了对真理的永恒探求。
政治的帮闲
1949年始，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国家随着民族主义的极端而进入一个非常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经济建设的掠夺，思想控制的加强，学术文化领域内的焚书坑儒，导致知识分子如清初那般不敢作声，在真理面前紧闭双眼，国家、民族所遭历的种种苦难他们视而不见，只求保全自身，即使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健将也一改往日壮志，变得柔和而且恭顺，他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出卖良心，出卖灵魂，不惜以他人牺牲为代价而苟且偷生。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是非颠倒、良知丧尽、人性泯灭的大动乱时期，甘愿埋没自己所追求的真理，成为政治派别粉刷丑恶的号手和夜莺。
政治的封建独裁，官僚体制的巩固加强，致使人文理性丧失殆尽，太监意识鼓荡中国大地，中国知识分子刚刚萌发并且成长的独立人格被扼杀尽尽。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11]放中有收，收中有放，其终极目的则是为阶级统治服务。按照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放是必然的，只有这样才能肃清因政治上的“放”而跳出来的各种思想、文化、学术上不利于阶级统治的“坏”知识分子，并将其彻底打倒、肃清。对梁漱溟的批判和迫害，对胡风的声讨和打压，不仅从政治上压制了自由精神和人格独立，为民请命的人在当时政治空气中没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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