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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经济学”也继承了法律现实主义的传统，特别是在关于司法决定如何权衡利害、提高效率的方面，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显得尤其清楚。R·A·波斯纳在为卡多佐写的评传中，对于他的关于社会福利的观点和判决意见中所展现的“原始经济学的分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仅如此，通过行为科学、实验心理学等媒介项，“法与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之间也有许多互相重叠、融合的地方。所以，认为“法与经济学”主要是在科学主义的效率的意义上发展了“法与社会”的范型的观点并没有错。但是也要看到，在“法与经济学”中，经验归纳的实证分析显然被大大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演绎性分析。因此有许多学者认为“法与经济学”在对于法的形式主义批判方面开了倒车，回到了曾经被法律现实主义者们摈弃了的概念主义立场——至少是与经典的概念主义极其相似。也有人指出“法与经济学”与其说是科学，毋宁说它具有太强的政治性。当然，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可以不断看到那种把社会学的经验调查与“法与经济学”的概念分析手法结合起来的努力。
批判法学和“法与经济学”都是在1970年代的后期开始成为美国一些主要法学院的“显学”的。两者都对法律学界主流所表现出来的中庸之道和实用主义提出批评和挑战，只是前者采取激进的左派立场，后者则与此相反采取了右派的立场——两者都强调实质性的价值判断。但是，恰恰是这些相同之处加剧了这两个学术运动的背道而驰的倾向。许多批判法学运动的成员都在批判法律学界主流的同时，也对“法与经济学”进行过尖锐的批判；“法与经济学”也对批判法学的基本立场持反对意见。讨论这两种学派的主张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各种不同观点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只考察它们与“法与社会”研究运动的关系。由于“法与经济学”所使用的技术手段过于复杂，也由于把效率绝对化的观点与法律制度的公正理念不断产生冲突，迄今为止“法与经济学”在法律界和法社会学领域中的实际影响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至少在“法与社会”的圈子里，批判法学似乎具有更强的感召力——因为它代表了社会进步和改革的要求，因为它的学术话语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法与经济学”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在逐步冲淡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色彩，更加强调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乃至常识的成分。甚至包括波斯那在内的一些代表性学者也开始承认经济分析的权威性和自我完结性是有限度的。到1990年代，在“法与经济学”的新一代学者中出现了超越所谓“理性的经济人”假定和效率分析方法、向现实主义和社会学回归的趋势。人们倾向于更多地考虑合作性行为、影响公共选择的非理性因素以及涉及价值取向的内容，并且采取一种更加折衷均衡的立场。
除了“法与社会”的基本范型分为批判法学和“法与经济学”（这两者内部还可以各自进一步区分出两种以上的立场）之外，具体的经验研究方面也出现了细分化的趋势，大量的微小的范型分别主导着大量的个别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同时又互相竞争和互相渗透。总之，在目前这个世纪末，法社会学也处于一个宏伟叙事已经失坠、新的综合性还无从谈起的阶段。
四 结语：“法与社会”研究的展望
如果说在美国、在涉及法律制度的研究领域中，1980年代的“法与经济学”很像1960年代的“法与社会”研究运动，曾经成为时代的骄子，那么应该承认：到了1990年代，情形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冷战结构的崩溃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机会向整个世界伸张，市场本位的全球一体化为法的经济学分析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然而在另一方面，法治秩序在突破民族国家的藩篱的过程中，碰到空前规模的价值冲突和地域性问题。自由民主主义本身是否具有、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不同的社会体制和价值体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共处？新的国际秩序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除了合理性、功能主义之外，还需要文化、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共识。因此，关于价值观和解释的研究也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几乎各国的社会都在面临急剧的变化，“法与经济学”出现了向社会学回归的趋势，批判法学比以前更加强调经验研究和建设的侧面，各个不同学科和专业领域正在寻求理论上的整合和范型的更新……，诸如此类的现象意味着又一轮“从分到合”的过程将要开始。例如，已经一些学者根据博弈理论来重新解释行为主义和帕森斯理论体系，并试图通过在互动关系中导入进化机制的概念来使“法与经济学”和“法与社会”范型获得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介于功能主义和文化主义之间的解释学使批判法学与法社会学具有更大的兼容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与社会学会试图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际重振雄风，刷新自己在法与社会科学之间推动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改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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