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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無論是在東南亞以及其他國家叱咤风云的華僑、華人經濟，還是近年來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國大陸經濟，都是在與自由貿易體制接軌的條件下才取得巨大成果的，這種經濟發展的勢頭對西方的國際資本尤其是美國市場有很大的依存性。要想在2025年達到預期的經濟發展目標，必須遵守自由貿易體制的各種規則，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形成有效率的財產權結構和契約的強制履行機制。換言之，在全球化的市場條件下，對於「資本逃避」的恐懼已經使國家逐步喪失其原有的權力和權威。
第二、法治和民主政治在亞洲各國尤其是青年一代中已經深入人心；雖然華僑、華人有血濃於水的故國情懷，但在價值取向上也已經發生了本質性變化，很難再回過頭去認同一個會限制他們已經享有的自由權利的體制；何況華僑、華人在可以通過參加居住國選舉或者壓力活動來實現和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條件下，民主主義對他們會變得比民族主義更加重要。
因此，即使從純粹的國家利益（包括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擴大在國際社會的影響）的角度來看，進行政治改革也是不可迴避的選擇。如果中國不能及時形成能適應全球一體化的市場經濟狀況的有活力、有道義性的完整的政治經濟系統，即能兼顧效率和公平、自由和民主的國家體制，那麼，在英國「自由貿易帝國」計劃和美國「自由亞洲」計劃的框架裏結織起來的華僑、華人經濟網絡就會在某個契機的作用之下伸延到其他地方而不是中國大陸，其結果，以此為基礎的大中華圈的構想就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當然，中國需要解決的難題太多，在立即對現有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問題上心存疑懼、舉棋難定是可以理解的。以幅員之大、歷史之長，中國的改革難以照搬現成的制度模式，需要有探索和創新的試錯過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何況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法律的各種制度要有效地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必須以一個富有活力的市民社會為前提，否則就會出現「民主主義虧損」（democratic deficit）的問題；而在中國的現有條件之下，市民社會的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說政治改革應該漸進並不意味著可以無限拖延，更不能容許在改革和發展方面開倒車；承認在自由和民主方面沒有唯一正確的特定模式也決不意味著就不存在國際公認的標準了。或許有人還會強調一個開明的專制政體或強人政治更有利於社會大變革，我也不否認這有一定的道理，但必須指出其可怕的危險性：在這種體制下往往會出現「人亡政息」的結局，一旦權力的後繼者要開歷史倒車，那更是駕輕就熟、無從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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