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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不可能聯繫傳統的政治文化以及現實的社會條件對造成上述事態的原因進行較具體的分析，我僅僅想指出一點，這就是兩百多年來中國的失落和屈辱所造成的對自由主義體制的逆反心理，它使得中國不少最優秀的知識精英即使在最有希望進行國家體制改革的時候也採取一種最不配合的態度──到今天大致還是如此。
五 走出歷史的陰影
中國在亞洲維持了大約兩千年的文化霸權，從大約兩百年前開始失墜，該過程的起點標誌是英國殖民地行政官員拉弗爾斯（Sir Thomas S. Raffles）在十九世紀初佔領新加坡之後提出並付諸實施的一個野心勃勃的自由貿易帝國計劃。但是，這樣的自由貿易主義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中國人意味著工業產品的廉價傾銷、鴉片走私和侵略──以堅船利炮開路，以新加坡、香港、上海為據點的全面侵略。這種痛苦的歷史記憶使得許多中國人儘管懂得「師夷之長技」的道理，也還是對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自由民主主義體制抱有深深的戒備乃至潛意識的反感。其結果，自由的道理不得不服從自衛的道理，民主主義的問題常常被扭曲成民族主義的問題。
如果說1890年代的中國人把自由民主主義拒之門外更多的是基於對傳統體制和國家利益的過剩自衛心理的話，那麼1990年代的情形表明，經濟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國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自豪感和自信心，這似乎也成了阻礙政治改革的新因素之一。
根據原洋之介的計算和分析，在1820年的時候，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各國的經濟所得佔世界總額的58%；但到了1940年這個比率下降到19%，與此相應，歐美各國在世界所得中所佔的份額達到5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元氣大傷，亞洲則逐步抬頭，至1992年亞洲經濟所得總額的比率恢復到37%；如果能保持目前的增長勢頭，預計到2025年時亞洲的經濟實力將恢復到兩百年前的水平，佔世界所得的57%。在這個過程中起到引擎作用的是日本和中國，而從地域秩序的角度來看，自拉弗爾斯時代以來形成、發展並不斷強化的華僑、華人經濟圈以及相應的人際關係網絡對亞洲各國經濟和政治的影響更加深遠。
中國為了維持和加強自己以兩千年的文化精華和兩百年的民族血淚積累起來的這份社會資本，也為了在冷戰後世界秩序重建過程中的不同文明之間對話的場合發出自己的獨特聲音，特別強調亞洲價值觀也有其普遍性的價值這一點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抱殘守闕、拒絕按照當代社會變革的需要對亞洲價值觀進行重新詮釋，如果把亞洲價值觀與自由民主主義完全對立起來，認為一提倡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革新，就等於授人以柄、自亂陣腳，因而拒絕進行國家權力結構的改造，那麼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的前景並不能令人樂觀。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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