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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宪政的复权——亞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

  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另一個問題,即怎樣理解民主與政府效率的關係。的確,「一言堂」在作出決定方面比「群言堂」更為快捷,而按照民主程序來協調不同利益集團的要求、爭取多數同意,需要經過辯論、審議、妥協和表決等法定步驟,有時是會貽誤機遇的。但是,在一般情形下,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民主政治在增強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優點:(1)經過民主程序的決定與當權者的專斷相比失誤的可能性較小,即使有失誤也不會一錯到底,比較容易得到糾正。顯然,失誤的減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決策效率的相對提高;(2)效率的基礎在於公共事務的具體承擔者的積極性和創意,而民主程序為職員個人的主體性參加和自我實現提供了更大的餘地;(3)民主程序的開放性使得決策機關變成「智慧的競技場」,使得政府以及政黨必須而且也能夠不斷從民間吸收最優秀的人才和最新穎的建議。在美國,這種容許政府與民間自由溝通、出出進進的「旋轉門」(revolving door)就是它發揚國力的凱旋門;(4)作為民主程序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監督機制,特別是司法審查制度以及大眾傳媒的大膽揭露和批評也不斷地刺激政府的進取心,不斷地改善決策的透明度和質量。可見,關於民主會妨礙效率的命題只在非常有限的條件下才有意義。
  
四 從孔多塞定理看民主、自由以及法治的關係

  在考慮民主與效率問題時,不是採取邊沁(Jeremy Bentham)式的功利主義的民主觀,把個人效用總量的最大化作為投票和正義的標準,而是應用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定理,從正確選擇的概率的角度來分析民主、自由以及法治的正當性的一些新近研究成果也值得給予充分注意。按照孔多塞定理,假設某一集體的成員在兩個方案中進行正確選擇的概率平均高於二分之一,且各個成員獨立進行投票,那麼該集體通過表決實現正確選擇的概率隨人數增加而增加,無限趨近於一。但是,假設成員進行正確選擇的概率平均低於二分之一,那麼隨著人數的增加,該集體進行正確選擇的概率將趨近於零。這表明: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投票表決、多數通過的問題,為了保障投票結果合乎理性,需要向人民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審議機會,需要盡量減少和防止政黨及其他結社組織扭曲投票在反映選民個人意志方面的功能;對專業知識和技術的依賴程度較高的問題(例如人體組織的克隆、專利權的認可)不宜採取投票表決的方式進行決定;在難以進行個人效用計算的價值問題(例如宗教信仰的是非、國家的統一與分裂)適用民主程序也應追加一些限制性措施,等等。
  重溫一下孔多塞定理是有好處的。它提醒我們注意民主主義投票表決程序的局限性──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斷定「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無知和偏見所造成的選民判斷能力低下的負面效果甚至會與選民人數成正比;它還告訴我們進行合理的公共選擇的基本條件包括充分的信息、個人選擇的自主性以及少數者權利保障機制。從這樣的觀點來看中國的政治改革,民主化決不會像亨廷頓所理解的通過計算選票產生統治者那麼容易,更不會像甘陽曾經推論的那樣「大國民主更易」,當然也不會是某朝一日突然發生的全民直接選舉的「一窩蜂」。我們所說的政治改革,歸根結柢,是要通過限制權力來逐步形成、維持以及調整民主與自由之間的適當的均衡關係,即:建立和健全一種也能充分尊重個人權利和少數者權利的民主制度。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首先推行法治以及憲政。在這裏,所謂法治,指以普遍性、確定性的規則來束縛國家權力以及個人越軌;所謂憲政,指為主權設計一套分權制衡的架構,為人權提供制度性保障和司法救濟;這兩者密切關聯但又有些微妙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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