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宪政的复权——亞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
季卫东
【全文】
一 政治改革：避免權力合法性危機的必由之路
眾所周知，自從1997年夏天的泰銖暴跌，一連串的金融危機終於導致亞洲許多國家的權力結構發生分化、解體和改組，各國威權主義體制的信譽都紛紛貶值乃至宣告破產。儘管有些國家（例如印度尼西亞）在獨裁者下台之後出現了社會秩序崩潰和民族分裂的徵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難度和複雜性，但民主化的進程並沒有因此而中斷。在另一些國家（例如韓國、泰國、菲律賓）和地區（例如台灣），通過改憲、制憲以及選舉程序比較順利地實現了一輪乃至多輪的和平移交政權的目標，逐步確立起了新的多黨制反覆遊戲的規則，民主主義的政治框架雖然還不很完善，但卻正在逐步走向穩定和成熟。這種新的格局對中國目前進一步加強政治控制的狀況構成了極其嚴峻的挑戰。
的確，在中國從來沒有人公開反對過民主主義，但在反駁各種批判性政見之際，強調推行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條件欠缺以及漸進過程、強調政治本土特色的還是不乏其人，特別是在1990年代俄羅斯以及東歐各國發生巨變之後，「亞洲價值」和「亞洲經濟發展模式」也一度被歪曲，成為抵制政治改革訴求的藉口。然而，當亞洲多數國家也都先後採取國際公認的民主程序時，這樣一些威權指向的話語和藉口就變得難以使人信服了。環視周邊大大小小、或貧或富的國家和地區的選舉運動都開展得那麼如火如荼，人們不禁要捫心自問，中國政治改革的停滯究竟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還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一個繼續稱孤道寡的國家怎麼能夠在二十一世紀的亞洲新格局中維持其傳統上和道義上的感召力？一群沒有經歷過競選運動洗禮的政要們，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條件下何以正確地把握本國的基本政策在境外的社會效果，又何以展開有效的民間外交？雖然國際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實力外交等因素有可能在某個時期、某些條件下掩蓋乃至緩和這種挑戰，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民主化方面的「先進」與「後進」之間的鴻溝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加深，最終勢必導致中國在境內境外都陷入領導權的合法性危機。
兩年前，我曾經以東歐各國的「憲法革命」以及西歐社會批判理論的宗師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轉向維護「民主的法治國家」、提倡「憲法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立場變化為引子，探討了在中國推動憲政主義的必要性和出發點。現在，本文根據亞洲鄰邦立憲行憲的經驗，進一步考察中國政治改革的現實條件以及迫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