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并不主张法治本土化，或者认为这种提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多少有招摇过市之嫌，而无实事求是之心。为什么？首先，和我前面的第二段自我引证相一致，我认为，法治最终如何，从来不是法学家说了算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其法治，法学家创造的最多是对这种法治的一种理论正当化。因此，那种仅因为自己说的什么成了流行口号就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那种认为口号会决定法治结果的人，其实都有点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把别人看得太轻了。法治如果事实上本土化了，你想让它西化也不成；如果同国际接轨了，你法学家全都主张本土化也不行。我是很知道理论的局限的。只要想一想，你法学家能命令法官听你的？命令老百姓听你的？你连一个偷渡客（他/她不也想以自己的实践方式同世界接轨？）都管不了！
　　但是，这些话还都太务实了，其实，我还有更深一些的理论上的分析和思考。这就是，我认为法治本土化的口号中隐含了一种中国天生并将永远同外国（主要是西方）不同这样一个前提预设。这是一种强调文化类型且将之固化的理论：即由于中西文化类型不同，因此无论西方的什么东西（包括法治），到中国来都必须先变成本土的，才有效；并且还假定这种状况会永远继续下去（这种理论的前设是一个从生物学的基因中借来的隐喻）。我尊重这种理论，尊重接受了这种理论的学者（他/她们也可能对，但谁对谁错，我们目前还无法验证），但尊重不等于信服和接受。我还是更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此相关或相兼容的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我认为，所谓的文化差异更多是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等物质性因素之差别带来的结果，而不是造成这些差别之原因。因此，文化论的弱点是从总体上的结果之差异反推出原因之差异，在我看来，还隐含了一种将各种差异固化且永恒化的潜在危险（这个词也许太重了）；有时也不无可能被人们用作一种标榜。从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似乎，中国人并不那么坚持传统文化，如果一种新东西、外来的东西确实能带来实际的利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还是电视或盗版光盘（我相信最初的盗版光盘一定是从境外来的），他/她们都能接受。而且，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信息交往的日益频繁，事实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相似处已越来越多，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区别越来越大。这一点已经是一个事实。因此，仅仅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增加社会财富，也没必要以这种强调差别的法治本土化为目标。
　　这并不是否认人有差别，民族有差别，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之间的利益有时会有很大冲突等。我相信，各国的法律肯定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本国的色彩。但是这种色彩不是本土化口号呼喊程度不同的产物，而是人们（而不只是法学家或立法者）为应对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具体问题而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口号不解决问题，问题必须通过具体的研究和行动才能解决，法律必须针对具体问题量体裁衣，看菜吃饭。并且，我认为，由于法律本身的世俗性和实践性，法律真正要考虑的并且首先要考虑的是它是否可行（是否为人们的实际行动所接受），而不是它是否本土（是否同别人不一样）。无论本土化还是国际化，如果不解决问题，那就不是好的法律或法治。如果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法治本土化了，那么这只是一个结果，也还是没必要事先把这一点拿出来作为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法治本土化和法治同国际接轨的说法都更像是一个招牌，而未必真能拿出或是想拿什么货色。这些口号其实还是很有些意识形态的痕迹，即强调概念的政治正确和方向对头，而不大关心实际内容，更少关心实际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既反对法治同国际接轨也反对本土化的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忽略了法律或法律家真正要解决要关心的问题，而把“提法”放在首位，把文化的而实际是政治的标准放在首位，是不务实的。我是实用主义者，强调法律的制度功能，而不看重它的“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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