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实质性修改还是非实质性修改
《
合同法》第
2条—事关
合同法调整范围的重要条文—对于
合同法历次草稿中有关合同概念的规定进行的重大修改，究竟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呢?这种立法上的修改，究竟是实质性的还是非实质性的?有的人认为，这一修改不是实质性修改。64其实不然。
首先，我们不难发现从1993年起草工作启动到1998年8月立法机关一直都坚持“债权债务关系”：何以一个月后就情况突变呢?其实，1999年1月7日至11日法工委召集的
合同法座谈会上，对第四次审议稿之前的历次草案中将合同界定为债权合同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认为草案作这样的选择，有利也有弊：利在将身份协议排除在外；弊在将物权合同排除在民法合同之外，新的合同关系无法纳入
合同法调整的范围。65其中特别是物权合同，虽然有专家认为可在未来的《物权法》中规定一条“准用”
合同法规定的条文，但《物权法》毕竟未出台，《
担保法》等单行法律中现有的物权合同怎么办?这才是立法机关真正棘手而颇费心思的问题。
其次，我们对于法律委员会建议改“债权债务关系”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根据的现由，不必过分认真。的确，法律委员会的修改理由中没有任何涉及到
合同法调整范围扩张的字眼，只是形式化地提到“对债权债务关系一词容易产生不同理解”，“表述还是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好”，但是人们对债权债务关系一词究竟容易产生哪些不同的理解呢?细究之下，不过是将债权债务关系理解为中国固有的“欠钱还债”的借贷之债，或是“仅限于债权债务关系”。
对于前一种理解，法律委员会已经明确地表示过态度(见本文上一节)。既然肯定于前，若无必要，绝不至于自食其言于后。退一步说，13年前的《
民法通则》也没有因噎废食，将债权概念弃置不用，13年后反倒每况愈下不成?再者说，“名者实之宾”，
合同法里结实实规定了那么多种合同，人们不致于、企业家、法官和律师更不致于“望文生义”，糊涂到需要法律委员会来未雨绸缪。这种判断如果成立，那么法律委员会绝不会为此就轻易地将说过的话再收回去。
其实，后一种理解才是真正需要面对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需从两派意见中去权衡取舍，要么取“广义说”舍“狭义说”，要么主“狭义说”否“广义说”。当然，法律委员会本来不需要对这样的学术性问题发表意见，如果它不想解决争论的话，完全可以固守以前的意见，不作任何修改。推测起来，法律委员会确实是想平息争论的。然而若无充分理据就妄下判断，未免不够慎重。中国式的圆通的智慧使法律委员会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既然两派争论缘
民法通则第
85条而起，乾脆回到
民法通则的“原教旨”上去，这样既不用对孰是孰非作出实质性的判断，也不用为贸然下判承担任何责任，同时修改的目的又达到了，将来再有什么争论，让诸学说与实务去解决。这一策略性的步骤真正是“一石三鸟”。至于“表述还是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好”，这样的理由，则明摆著是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众所周知，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其实和
民法通则第
85条的“民事关系”完全是如出一辙，66而《
民法通则》第
85条的“民事关系”一语，可谓是十几年来学界对合同概念纷争的源头。况且，已故的张佩霖教授很早就提出，结婚行为也符合
民法通则第
85条之定义，但按我国民法理论，婚姻决不是民事合同，因而会产生“符合合同定义，但却又不是合同”的矛盾。67法律委员会决不至于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多义性一无所知，68其之所以冒如此大的风险，反其道而行之，倘若不是要做出调整范围上的扩张，何必处心积虑，出此下策?所以，合理的答案是，从
合同法调整范围不仅限于学理上所谓债权合同69这一意义上说，法律委员会建议将“债权债务关系”修改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乃是实质性修改。法律委员会所提出的一些理由，根本上就是一个“幌子”，是一种策略性的“藉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