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
宪法公布实施。同年10月， 我国刑法的起草工作正式开始。如果说“五四
宪法”公布前，中国刑法学是照搬苏联的话，在此之后，就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进行研究，中国刑法学走上了独立、健康发展的征程。建国之初，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国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相应地制定了《
惩治反革命条例》、《
惩治贪污条例》等单行刑事法规。与此同时，我国刑法学研究也开始起步。1950年7 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组织
刑法专家草拟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1954年9月， 又拟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同年10月正式开始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到1957年6月， 已拟出第22稿。为配合、参与《
刑法》起草工作， 刑法学者对重大理论及司法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学习苏联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也逐渐注重总结中国经验，编写适合中国实际的刑法学教材。到1957年我国刑法学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
这一时期的刑法学教材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政法学院合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中央政法干校编著）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张中庸编）。这些教材为新中国刑法学特别是
刑法总论体系勾画了大致的轮廓，为我国刑法学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囿于历史局限，这些教科书只包括总则而没有分则，这是由于我国当时还没有颁布刑法典，刑事立法又不完备，这就使得以
刑法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理论体系存在相当不足，无论在内容和体系都明显留有模仿苏联
刑法教科书的痕迹。李光灿的《论共犯》（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学专著。该书介绍并分析了苏联刑法学者关于共犯的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共同犯罪的概念、共同犯罪种类及其刑事责任、犯罪的牵连行为及对资本主义
刑法中共犯学说的研究与批判五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难能可贵的开拓性探索。
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主要涉及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犯罪动机、刑罚目的、刑罚种类、量刑、自首、
刑法分则体系以及某些具体犯罪。结合当时的政治斗争的需要，着重对
刑法溯及力、犯罪概念、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研讨。其中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在50年代受到我国刑法学界高度重视，是理论界探讨时间最长、争论最大的问题。主要涉及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因果关系的异同，哲学上因果关系在
刑法中的运用，
刑法因果关系的内容等方面。当然，在新中国刑法学还是初生婴儿的时候，
刑法理论的探讨是在肤浅层面上的，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如对于
刑法因果关系能否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只有极少数人主张偶然因果关系的存在，即便如此，也没有阐明理由，因而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之间的理论争议就没有展开正面交锋。
刑法因果关系的大论战的展开是此后20多年的事情。虽然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达成共识，但却为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最终解决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1957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潮逐步泛滥，轻视法制，以政策代替法律、以言代法的法律虚无主义愈演愈烈，刚刚起步的刑法学研究工作逐步萧条。在“反右派斗争”中，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及贯彻刑法人道主义原则等现代
刑法思想批判为“资产阶级旧法观点”、“修正主义观点”、“为复辟旧法开辟道路”。此后更是“禁区”林立，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
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刑罚目的、死刑等无人问津。由于过分强调
刑法为形势服务、为政治服务，刑法学教学内容随意削减和改变。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刑法学论文，也多侧重于政治性较强的，或刑事政策的题目。如犯罪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学说在
刑法中的运用、惩办与宽大的对敌斗争政策等，对刑法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很少有人研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法制的全面破坏，政法院系基本被解散，刑法学研究跌到了深谷，几乎完全处于停顿状态。现在唯一幸存的这个时期绝无仅有的
刑法教材是北京大学法律系
刑法教研室1976年印行的《刑事政策讲义（讨论稿）》。该讲义共十个专题，分别为：我国政法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犯罪及其产生的根源；正确认定犯罪；镇压反革命和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包括反革命罪、杀人罪、放火罪、强奸罪、流氓罪、盗窃罪、诈骗罪、贪污罪、投机倒把罪、破坏革命军人婚姻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正确运用刑罚方法同犯罪作斗争；对敌对阶级分子和其他违法犯罪分子的劳动改造。尽管这本讲义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极“左”思潮的烙印，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在那种特殊条件下
刑法工作者是如何完成自身使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