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卡恩－弗罗因德对法律移植是否持有悲观论这一点可以暂且不论，至少与沃森相比，卡恩－弗罗因德的观点还是比较科学的。他是从孟德斯鸠关于“法的精神”，即法律与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都有关系的学说出发来解释法律的。这就是说法律并不是象沃森所讲的仿佛是超越社会，孤立自在的本体，法律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条件是不可分的。
　　卡恩－弗罗因德又认为，孟德斯鸠以后的２００多年中，地理、社会、经济与文化这些环境因素对法律移植的不利影响已逐渐下降，而纯粹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却大大增加。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发展，仅在有限意义上才可以成立，因为环境因素与政治因素的界限有时是很难界定的，而且他的这一论断并不是普遍有效的。例如，就拿他作为环境因素下降的一个实例，民事侵权行为责任这一变化来说，就有例外。格罗斯菲尔德在分析地理条件对法律的影响时讲到，美国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在１９３６年就拒绝适用英国１８６８年赖兰菲诉弗莱彻（Reylands v.Flecher）一案判决中的原则。这一案件判决被公认是开始确立严格责任原则的一个判例。德州最高法院拒绝适用该判例的主要理由是：德州地理条件特殊，因干旱和盐碱地迫切需要储水、因而不应使蓄水池主人由于漏水事故而承担严格责任［（１５）］。再有，卡恩－弗罗因德关于“纯粹政治”增长的论断的一个重大缺点是他并未意识到，政治本身也是不“纯粹”的，归根结底，政治实际上体现了各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政治离不开经济。政治也离不开文化、传统、道德等因素，正义、公平等观念在法律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
　　三、法律移植的复杂性
　　法律移植决不是简便易行的，它是相当复杂的。这里涉及到移植的对象、内容、原因、方式和效果等问题。
　　首先，关于移植的对象和内容。我们应注意作以下区分：
　　第一，所移植的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个法律制度、部门法、法典，法律或仅是部分甚至个别具体法律制度、法律规则、法律概念、原则等。第二，所移植的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密切联系的法律，或联系较少，甚至没有联系的法律。第三，就同一个法律或法律规则而论，还应区分它们的政治目的与社会功能。第四，所移植的是倾向国际一体化的法律，还是倾向特定民族或地区文化传统的法律。
　　显然，这些区别与法律移植的可能程度及其方式等问题是密切联系的。
　　其次，关于移植的原因。从法律内容和变化速度而论，法律变化有质变与量变之分。根据意大利比较法学家R.萨科（Rodolef Sacco）在其近作中的分析，从法律起源讲，法律变化有首创性革新与模仿两大类。前者的例子有英国衡平法院法官所最先承认的信托财产制（trust）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首创的的巡视官制（ombudsman）。他还认为，“在所有的法律变化中，也许只有千分之一是首创性革新。”［（１６）］笔者认为，千分之一的估计是否准确这一点可以继续研究，但可以肯定，特别在现代社会，法律变化中大量是通过模仿，即借鉴与移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首创性革新是极少的。“一国两制”的原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所首创的一个政治和法律原则的卓越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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