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具有漫长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
刑法工具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这种将
刑法视为以镇压犯罪为内容的
刑法工具主义思想之所以流行，主要还是与我国一元的社会结构相关。在这种一元的社会结构中，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公民个
人自由与权利长期受到压抑与压制。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仍然保持着一元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刑法与政治进一步结缘，成为阶级斗争的专政工具，强化了它的社会保护机能，
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则被
忽视甚至漠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引入了市场机制，我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从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社会的转型。因此，
刑法不再仅仅是国家镇压犯罪的法律工具，同时也是人权保障的法律武器。只有在这种二元的社会结构中，单纯的刑事镇压才有可能向刑事法治转变。从我国1979年
刑法到1997年修订后的
刑法，已经显现出这种变化的趋势。笔者相信，在21世纪，刑事法治建设的呼声将越来越高。
二
刑事法治向我们提出了建设法治国的
刑法文化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刑法学是以一定的
刑法为研究对象的，
刑法在价值上的这种转变首先应当反应在
刑法理论上。作为一个刑法学人，我们应当敏锐地去感受这种
刑法价值上的变化，并作出理论上的呼应。惟有如此，
才能够担当得起刑法学家的使命。
在法制史上，存在这样一个参照系：警察国、法治国、文化国。一般认为，前启蒙时代是警察国，以专制与人治为特征。启蒙时代是法治国，以民主与法制为特征。后启蒙时代是文化国，以科学与实证为特征。那么，中国处于上述哪个阶段，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
刑法文
化呢？是一种警察国的
刑法文化还是一种法治国的
刑法文化，抑或是一种文化国的
刑法文化？笔者认为，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一种法治国的
刑法文化，警察国的
刑法文化是应当摒弃与否定的，而文化国的
刑法文化则是遥不可及的，只有法治国的
刑法文化，才是我们需要建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