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时军混战，割据中原的曹操集团为推行统一明确的法制，创制了“科”这一法律形式，以避开本注繁杂的汉法的弊端，但受军事色彩影响的法律显得比较严厉。这种“科法”的新形式很快便为孙吴、刘蜀等割据政权所采用。曹魏代汉后，到魏明帝时将魏科和汉律进行了一次综合整理，制定了魏律18篇，魏律的制定代表了律令法体系发展的新阶段，从此，律成为刑法典的专用名。魏律在将具律改为刑名律置于18篇之首的同时，第一次界定了封建制五刑的范围。八议入律、限制复仇等，是对汉代受到儒学影响的法律所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曹魏还制定了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180余篇，使令这一法律形式成为调整地方行政、中央行政和军事行政的法律规范，律令的区分界限已经分明。晋泰始年间在魏法的基础上制定晋律令，特点是比以前有较大的宽简，儒家思想更多地渗入到法律之中。在律令之外还制定了《故事》，内容为各种办事先例和细则，晋的法律比过去更加规范，可是由于门阀政治的形成与发展，汉代兴盛一时的律学在曹魏时已经衰落，到两晋时更沦为小道，轻视名法、崇尚清谈的风气一直影响到南朝。南朝基本沿用晋律令，较有意义的改变，是在南齐时将晋代并行的张斐、杜预各自所作的律注经过取舍合为一注，同时改正了晋律文辞过简、取断难释的弊病，使法律明白易懂、注释统一。另外，到梁朝时，将故事易名为梁科。
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北朝各政权，为了统治的需要，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比较重视法制的建设。北魏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努力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参照汉魏以来的立法司法经验完善法律的做法，为后来各朝的法制建设确定了基调。北齐制定的法律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周的法律则被后人批评为“比于齐法，繁而不要”，反映了北朝政权探索法制之路的曲折性。
隋代结束了南北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并且直接继承了北朝法制发展的成果，隋代的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相对进步的刑罚制度，都代表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可是有完备的法律不等于有完备的法制，统治者的骄奢带来政策上的失误，专制造成司法上的混乱，执法上出现的问题使良法完全成为具文，历史将封建法制的完备留给了继之而起的唐朝。
唐统治者鉴于隋朝废法任情、名轻实酷的法制导致速亡的教训，以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在立法时讲求轻重适中，强调“法令不可数变”，严格法律的修订程序。以隋《开皇律》为蓝本制定的《唐律》，是能保存至今仍然完整的一部
刑法。唐高宗永微年间，又诏定律诸臣对律文进行逐条的诠释，附在律文之后，称为《疏议》。这样既维持了律文简明的特色，又保证了理解和运用时因有法定的注释而不会出现偏差，后世称这部法典为《唐律疏议》。其体系之完整、内容之详备，被认为是中华法系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初在重视立法的同时十分重视司法，强调依法审判，宽平慎刑。此外，唐仿照隋朝还制定了令、格、式，这些法律形式在唐代的作用分别为：令是有关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方面的法规；格是各级政府机关的规章制度；式是有关公文的程式和具体细则。律、令、格、式的综合运用，构成唐代前中期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总体规范和法制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