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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在近代以及当代中国都不少见，可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少见。我也不想简单地说好说坏。也许中国的过去的—个世纪中，也就是在这种“假白领”的摇摆中发展起来了，变得日益西化了。但是，有这种必要吗？这种模仿和学习，注意，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模仿，这种谈资上的模仿，这种举止作派上的模仿和学习，到底有什么效用？对人类社会福利的增进？以及对谁的效用？
我并不反对西方的文明，我也不反对—个人更文明起来，谦种礼貌，博闻强记；特别是如果他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的需求，不是为了自己的福利，同时出没有增进社会的福利，相反仅仅是为了遗忘自己，为了—种风尚，那么我觉得这种表面看来个人性的实际是社会化的大规模投资是没有效用的，没有福利的。甚至是压迫性的。它不仅压迫自己，也压迫他人。我曾经见到自己的同代人，为了圆自己的梦，甚至硬逼着自己的孩子学习钢琴、小提琴，仅仅是为了圆自己年轻时代的梦。结果是孩子成了父母自我补偿的工具。
这是一种弱势文化的畸变。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这是这种表面的知识的交流和互惠实际是一种文化的压迫和消灭。
但是，我不想过多地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在—定程度上都与个人有关，如果说是悲剧，到处都有这种悲剧，没有太多的讨论的必要。我关心的是这种现象的背后，在我看来，理想型的知识互惠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一般地谈论知识的互惠这个条件就是知识生产和输出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还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国家之间的，文明之间的。没有经济实力的平等，同属于生活的习惯和便利的东西就没有很多交换的价值，由此而来就没有对于自己的自信以及对他人和自己的适度尊重，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互惠，有的只是互惠背后的强加，有的只是认同的自我改变，有的只是文化的自我消灭。明年前，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前，韦伯的学说成为亚洲学者头上抹不去的—份阴影，而70年代以后，韦伯关于儒家学说的观点至少受到了某种挑战。人们至少不再认为儒家学说与市场经济不兼容了。
也许还是邓小平说得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知识的交流和互惠只有在人们富裕起来，有了自信心，有了自主性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流动是随着权力关系变化的，构建一个知识互惠模式不解决知识交流和互惠的问题。说不定知识互惠的话题本身就是—个知识强加的新战略：就如同关于人权的对话从来也不是为了对话，而仅仅是为了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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