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以观，清官无疑是不应当也不容许被否定的。那种所谓历史上并不存在清官的“虚构”论，倒真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之词，必须予以推倒；那种根据“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逻辑，认定清官与贪官无非是“一丘之貉”，甚至断言清官因为多一层“欺骗性”而“比贪官更坏”的“理论”，纯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歪曲历史事实的呓语。这都是毋庸多辩驳的了。
　　然而，当前人们对于肯定清官，探讨可以从古代清官的活动中获得哪些启发以资借鉴等问题，也存在一些新的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和上述观点有所不同，却也并不是不值得认真商榷的。
　　有的同志似乎认为，封建时代的“明主”和昏君，清官和贪官之间，并无显著的差别。多事宣扬，有害无益。例如说：“封建时代的让人讲话啦、招贤纳谏啦，无非就是那么一回事。昏君与亡国之君固然如此，就是治世的‘明主’，又何尝不是‘一言堂’？”对于清官与贪官也应作如是观。云云。我们觉得，这是必须首先澄清的一种看法。如所周知，清官与贪官，同是地主阶级统治人物，同是封建官吏，同是皇帝的臣仆，同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压迫、镇压人民群众的工具。就他们的阶级本质、任务和他们的活动所追求的根本目的而言，他们是相同的。这是他们的共性，或称矛盾的普遍性。然而，他们又有所不同。他们怀抱着不同的治国治民之道，有着截然不同的实际表现：他们在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方面，有着但求苟且偷安，只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和力图长治久安，更重视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之不同；对于封建剥削，有着只顾竭泽而渔、敲骨吸髓和要求细水长流、保护取之不竭的剥削来源之不同；对于人民群众，有着视之如同草芥、恣意鱼肉和使之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之不同；对于为政理狱，有着昏聩无知、专横残暴、贪赃枉法、随意妄断和明察善决，恤刑慎杀、清廉正直、执法不阿之不同；对于生活作风，有着骄奢逸乐、纵情傲物和勤谨俭朴、虚怀自励之不同，等等。这是他们的个性，或称矛盾的特殊性。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正是说的要分析这一类矛盾的特殊性。然则，仅仅因为他们都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便硬是坚持“一刀切”，把所有封建官吏当成一个模式所铸成，全然一样，并无二致，岂非违背了最起古巴的事实和最简单的逻辑？因此，说昏君和“明主”是彼此彼此，难分轩轾，固然不能服人；在清官和贪官之间，不分是非，把他们当成一码事，更是迫乎荒谬。这不仍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又是什么呢？按照这种理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研究历史，还有什么理由谈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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