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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肆虐的突出表现，还在于它同厂卫制度的为害相结合。明代的锦衣卫，是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防范臣民造反而建立的“专主察听京都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5）的特务机关。它原名仪鸾司，一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职责是“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盗贼奸宄，街巷沟洫，密缉而时省之”。这一机构曾于洪武后期禁用；恢复使用是在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这时除锦衣卫之外，另设东厂；其后于宪宗时又别设西厂，也都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6）的特务机关。而这些机关皆“令嬖瞟匿者提督之”（7）。于是宦官逐步地全面地控制了厂卫的权力。他们直接秉承或者假借皇帝的旨意，拥有随意逮捕、刑讯、杀戮百姓以至官吏的特权，国家的司法机关倒是成为了它们的附庸。例如成化间宦官汪直提督西厂，屡兴大狱，数月之间，为虐至于“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8）”“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甚至“民间半詈鸡狗琐事”也予以重法处置（9）。到了武宗正德时，以刘瑾为头目的宦官的权势更加膨胀。刘瑾除掌握司礼监及使厂、卫合流以便统一节制之外，另增设内行厂，比厂卫更加凶狠残酷地茶毒一般臣民。同时引进爪牙，培植死党，逐步侵夺内阁大权，朝野上下，一切均为阉宦所左右。整个明王朝的黑暗腐朽已达到极点了。
（三）财政来源枯竭，经济濒于崩溃
有明一代，在宣德朝以前的五六十年中，由于政策对头，强本节用，劝务农桑，结果形成了所谓“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土无莱芜，人敦本业”，“上下交足，军民胥裕”的局面。但在此以后，情况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特别是嘉靖、隆庆、万历几朝，由于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宦官肆虐，造成了多方面的严重情况。例如在财政方面，由于屯田被破坏，盐法被废除，太仓供不应求，而冗费既巨，边供费繁，加之土木。兴建和祭祀等活动月无虚日，开支既巨，帑匮竭，以至司农当局只得千百万计开辟财源，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10），以为补救。但即使如此，由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以致“入不能充岁出之半”（11）。嘉靖以后，几乎每岁均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例如嘉靖七年（1528），太仓银全年收入只有130万两，支出却为241万两，亏空达111万两，几与收入之数相当；嘉靖二十八年以后，亏空数逐年增加，通常年亏空达到了二三百万两，到了三十年（1551），全年亏空总数竟达395万两之巨。此后情况虽略见好转，但到隆庆元年（1558），收支两抵，仍又亏空达395万两（12）。到了这个时候，民穷财尽，困窘的局面已经积重难返了。正如隆庆元年卢部尚书马森所言“今日催征急矣，搜括穷矣，事例开矣，四方之民力竭矣，各处之库藏空矣，时势至此即神运鬼谕亦难为谋”（13）。
但是，这个破烂的摊子毕竟是不能不继续维持下去的。于是从上到下，进一步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当时在商税之外，复加矿税；田赋之外，更征兵饷。矿税之害，前已提到；仅就兵饷而言，也是种类繁多，数额巨大。以言种类：有因辽东方面蛮族内犯，连年用兵而增征的“辽饷”；有因农民起义爆发，为“戡乱”出兵而增征的“剿饷”；还有因内外交逼、不断用兵，原有正规军不敷调派，为加练民兵而增征的“练饷”（14）；等等。以言数额；每有增征，动辄达数百万两之巨。崇祯初御史郝晋曾指出：“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两。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15）所言虽系明代末年情况，但这种情况的出现，远非始于崇祯年间，而是早在嘉、隆之世便已露端倪了。
以上所举，只不过是荦荦大端。除此之外，如吏治的腐败、边防的松弛、法制的陵夷、朝廷大权的旁落等等，一切都在动摇着王朝统治的基础。这时有识之士所共见的严峻事实是：这个封建严正声明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不有伟大的经世之才，出来担当大任，突破因循陈腐的空气，扫除常规，实行有效的改革，是决不足以挽救危局的。正是在这种时势之下，身居首辅的张居正毅然“以天下为己任”，起而担当了领导改革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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