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贯彻这种“一致于法”的主张，他还极力反对以金钱赎罪的制度。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一并论述。
总之，李觏主张法律平等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他所申述的理由虽然基本上没有超出前人论说的范围，但他抓住公与私的对立这一点，恰恰是揭露了剥削阶级
刑法的某些实质，因而很值得引起注意。当然，他的这种主张是并不彻底的。例如他赞同古制对于王之同族和有爵者罪行的判决和执行“不肆诸市朝而适甸师氏”，认为这是“为其有耻”，要做到“毋使人之见”；他还称道《礼记·文王世子》所述“公族无宫刑”的制度，认为这是为了“不翦其类”；等等。这些都应当看成是他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表现。即使我们不应当对他提出不切实际的苛求。（46）
四、关于宽猛相济和“数赦赎”
刑罚的宽和猛，自先秦以来一直是统治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历代思想家不少人都就此发表过意见。作为
刑法方面的一个指导思想，李觏在他的《周礼致太平论·刑禁》篇中，一开头就指出：“宪令所加，宽猛或异，苟失权时之制，则致远恐泥矣”（47）。就是说刑罚的宽猛之间，如果不审时度势，根据时势的需要加以掌握和运用，任其失去调济，必将产生不良的后果。那么，怎样才算不“失权时之制”呢？他认为应当遵循古制，由最高司法当局“掌建邦之三典”，即：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新国，即所谓“新辟地立君之国”。因为这时局势初定，人民“居处未安，衣食未足，君臣之义未固，上下之情未接”，如果用法太急，必将无法宠络人心，缓和矛盾；所以必须用轻典。平国，即所谓“承平守成之国”。因为这时“人各有业，事各有制，缓之将恐纵，急之将恐扰”；所以必须用中典，即常行之法，以保持稳定。乱国，即所谓“篡杀叛逆之国”。因为这时“纪纲大坏，风俗大恶，强弱相胜，众寡相暴”，如果刑罚再宽缓，势必会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所以必须用重典。他认为，了解这种道理，才能审时度势，适时之变，正确决定刑罚的宽猛。（48）
然而，他发现当时一些号称“良吏”的人，大都不懂得这种道理。他们“不师古道，不观人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有人的强调“政必以猛”；有的人强调“政必以宽”；另有的人或者指斥前此之政猛而决定改行宽政，或者指斥前此之政宽而决定改行猛政；还有的人对于政的宽或猛都不以为然，主张一切都断之于法；等等。他认为，这些都只是片面的见解。为什么呢？他说了一段很有说服力的话。他说：“政必以猛乎？其如善人何？多其逮捕，峻其推鞠；苛察则谓之智，深文则谓之公。火之炎矣，无间玉石；霜之损矣，孰分兰蕙？仁者之爱，果如是哉？政必以宽乎？其如恶人何？弛其囚系，轻其挞戮；以容奸为大度，以缓令为识体。鸱枭鸣树而弗忍言弋射，虎豹食人而弗忍虑机陷。义者之断，果如是哉？政必改前乎？则前人之猛治者，皆恶人也；我改以宽，孰谓可哉？政必以法乎？则法轻而情重者何以威之哉？法重而情轻者何以恩之哉？”所以，归结起来，他认为：上面所举那些有片面认识的人，或者是刻薄，或者是柔邪，或者是诡激，或者是畏懦（nùo糯）：他们都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大体的。（49）
那么，应当怎样正确认识宽猛之间的关系呢？他的回答是：“宽猛并行，然后为治”。具体说来，就是于善则宽，于恶则猛；失之于宽，则济之以猛，失之于猛，则济之以宽。例如就过失和故意两种罪行而言：过失犯罪，即使情节严重，也可轻处，这就是宽；故意犯罪，即使情节轻微，也要重处，这就是猛。一个最高统治者，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善于运用宽猛之道，以之驾驭臣民，那么，治绩就会日益臻于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