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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贽的先德后刑理论

  一、主张约法省禁,反对密网严刑
  陆贽认为,连年兵连祸结、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如果再继续那种赋敛无度、禁网繁密的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例如在提到当时“榷算之科设,率贷(5)之法兴”的时候,他就指出:“禁防滋章,条目纤碎,吏不堪命,人无聊生,农桑废于征求,膏血竭于笞箠,市井悉苦,家室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宁矣”(6)。这是一种多么触目惊心的景象!当然,其后果远不止是“郡邑不宁”。正如他在《奉天论赦书事条状》中所指出的:“刑谪太峻,禁防伤严,上下不亲,情志多壅。乃至变生都辇,盗据宫闱”。事实证明,这种现象发展的结果,连皇帝的宝座也保不住了,以至不得不远迁奉天。如果还不采取措施,何堪设想?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状况,陆贽主张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是停减赋敛,以维民命。例如他在《赈恤诸道将吏百姓等诏》中说:“自戍役繁兴,两河尤极,农桑日费,井邑为墟。丁壮服其干戈,疲赢委于沟壑;伤夷未复,荒馑荐臻。历河溯而至于太原,自淮沂而被于洛涔,虫螟为害,雨泽僭时,稼穑卒痒,烝(zhēng争)黎重困。然犹征赋不息,征役未宁,冻馁流离,寄命无所;兴言感悼,焚灼于怀”。这是他代皇帝草拟的一份诏书,实则是发抒了他个人的无穷痛楚。所以除在这个诏书中令各州节度,大范围实行赈济之外,并在另外一连串的诏书中反复申述朝廷优恤百姓、减免赋税的措施。例如在一份《优恤畿内百姓并除十县令诏》中,继列举当时“赋敛弥繁”,“连岁蝗旱”的严重情况之后说:“今谷价腾踊,人情震惊,乡闾不居,骨肉相弃,流离殒毙,所不忍闻,公私之间,廪食俱竭”。接着进一步除了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归之于朝廷,由皇帝承担责任、引咎自责之外,决定采取诸如减省御膳和宫中开支、免除百姓差科及征配、停迫公私债负、实行赈恤等等。这些措施,有的纯属形式,如“减膳”之类,自然不足以解除老百姓的倒悬。然而他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敦促皇帝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停减赋敛,便是一种对症下药的办法;即使不是一种从根本上救治当时政治痼疾的办法。
  另一方面是消除苛禁,省约严刑。这是纠正积弊的另一有力的措施。例如他在代拟的一则制诰中,对于过去所设密网严刑,就由皇帝出面来承认是措置失当的。他说:“夫人不情不常,系于时化:天道既隐,乱狱滋丰。腾既不能宏德导人,又不能一法齐众,敬设密网,以罗非辜,为之父母,实习愧悼”(7)。其实,“乱狱滋丰”,“以罗非辜”,其结果远不止是憎加皇帝个人的愧悼,而是一个关系整个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根本问题。所以,他在另一则制造中用德宗的口吻写道:“兹予小子,获主重器。懵于理乱之本,溺于因袭之安,授任不明,赏罚乖当:立法以齐众,而犯命愈甚;兴戎以除害,而长乱益繁。贼臣蓄奸,乘衅(xìn信)窃发,九庙管祀,兆人糜依。猰狳(yà yǘ亚余)肆其吞噬,豺狼穴于宫阙,岁未云半,载罹播迁”(8),赏罚失当、立法不能齐众的危害,差一点国破身亡,关系之大,实在是莫此为甚的。那么,为了维护天下国家、实际上主要是封建皇帝个人的利益,在刑罚的制定和运用上,当然也就万万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了。正因为这样,所以,陆贽在代拟的一系列制诰和自己的奏议中,反复说明了消除苛法和省约严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例如在上述《平朱泚后车驾还京大赦制》中就说:“腾既不德,致寇兴祸,使生灵无告,受制凶威,苟全性命,急何能择?或亏废名节,或贪冒贷利,陷于法网。事匪一端,究其所由,自我而致。不能抚之以道,乃欲绳之以刑,岂所谓恤人罪己之诚,含垢布和之义?涤清污俗,咸与更新,可大赦天下”。这虽然只是就朱泚叛乱事件中附逆的那些人而说的,但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刑事政策的变化。又如在《请释赵贵先罪状》的奏折中指出:“贵先从逆之罪,法当不容;贵先陷身之由,情则可恕。陛下所议矜宥,原其情也;诸将所请诛戮,据于法也。”他显然认为,在这个案件中,是应当全面考虑,原情处断的。这是因为“凡所议谳,盖缘狱疑。罪疑惟轻,实编令典;胁从网理,亦载圣谟。……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汙俗观化之日,圣王布德之时,所有刑章,尤宜审慎,一轻一重,理乱攸生。”在这里,陆贽清楚地说明了他关于主张约法省禁、反对密网严刑的根据,这不论对当时和以后,自都有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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