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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自从汉武帝刘彻实行“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政策之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内，儒学都是作为官学占据正统地位的。直到出现魏晋玄学和随后南北朝门阀士族阶级大力提倡佛教迷信思想，它的势头才稍见衰弱。到了隋代，则是推崇佛、道两都而轻蔑儒生。隋文帝杨坚甚至下令废除除太学以外的各级学校，多方助佛反儒，使儒生和朝廷的关系十分紧张。唐初的统治者汲取前代的这个教训，由隋代的反对儒学一变而为极力推崇儒学，并且以之作为“阐扬激烈，敦尚风轨，训民调俗，垂裕后昆”（23）的重要措施。就李世民而言，早在称帝以前，他就曾设置秦府十八学士，留心儒学。即位之后，在他兴办的第一批国家大事当中，其一就是在正殿左边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儒生充当学士，给他们吃五品官的小灶，令轮流值班，随时待诏去和他“讨论文典，商略政事。”（24）贞观二年，又在国学里设立“孔子庙堂”，明令封孔丘为“先圣”，封颜渊为“先师”。这一年还增建国子学舍四百余间，大量增加生员名额，并且数度亲幸国学，令博士们讲论经典。所以，“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25）。李世民以戎马得天下，为什么竟然如此雅好儒学呢？这从他和黄门侍郎王珪的一次谈话中看得很清楚。他问王珪：为什么近代君臣理国的成效大多比不上前古呢？王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26）。总之是说，崇儒不崇儒，是关系到国家是否治理得好的根本问题。李世民听了之后深以为然。当即决定自此以后，凡百官中儒学优长兼有治国才干的，都予提职升级，以尽所长。这说明他是把儒学作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有力工具来重视的。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27）。简直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但是，与此同时，在李世民君臣的思想中，却也充满着道家所鼓吹的所谓“无为”的统治方法。上面所述他们反复强调人君要“简静”或“清静”，就正是“无为”所要求达到的基本境界。在他们看来，“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致治之极，就是“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否则便是“亏无为之大道。”（28）所以，贞观十三年，魏征在所上《十渐不克终疏》中指出，贞观初年之所以能出现“大治”的局面，是因为“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的缘故；而后来的不大景气，则是“其风渐坠”的结果（29）。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在谏阻李世民重讨高丽的奏书中也劝他遵守“皇祖老子止足之戒。”（30）可见老子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31）和“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32）一类的教条，在他们君臣心目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同是这一件事，内宫才人徐惠也上了一个谏疏，极言“为政之本，贵在无为”，请求改变决策。（33）显然，如果不是老子之道被推崇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高度，在一个内宫妇女的奏议中这样地提出问题，是不可想象的。
既一股劲地崇儒，又念念不忘于“清静无为”的老子之道，岂不发生矛盾吗？其实不然。因为崇儒的目的在于求治，在于造成一个“教化普施，淳风大盛”的安宁的社会。而“无为”也正在于保证社会的“无争”“无斗”。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34）做到了无所不治，社会的安宁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了。这正如西汉初年的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的情况一样，“无为”云云，实际上正是要“大有所为”。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35）为无为决不是无所作为，是很清楚的。总之，作为李世民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提倡道家的“无为”和推行儒学的“教化”，不但不相矛盾，而且正好是相互为用，殊途同归。即都在于造成一个符合地主阶级及其统治利益的安定的社会。
三
唐初的社会安定政策，是以李世民为政治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旨在缓和它们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以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维护和巩固地主经济与封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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