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越高，反之亦反之。统治威信可以称为“信威”，它和“慑威”一起构成统治权
威。人治国家以慑威为主，法治国家以信威为主。
早期儒家反对公布
刑法，反对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惧怕民众从罪刑法定中获得某种自由，从而加大统治难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他们没有认识到公布
刑法可以提高统治权威的统治原理。
当子产、赵鞅铸刑鼎的时候，孔子表示坚决反对，可是，秦以后的儒家人物则
积极参与起草、制定、公布、注释、宣传、执行成文的
刑法了。儒家对成文
刑法态
度的变化说明什么呢？是不是后代儒家背叛了孔子，不再反对个人自由了？显然不
是。是不是成文
刑法失去了“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②的功能？也
显然不是。是不是后世儒家不再坚持“贵贱不愆”，不再反对“贵贱无序”了？也
显然不是。根本原因是，公布成文
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罪刑法定，有利于提高
统治威信，加强统治权威。所以，后世儒家不得不顺应历史，彻底改变孔子
对成文
刑法的态度。所以，秦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刑法典都是儒家人物主持制定的。
除了具有提高统治威信的价值以外，罪刑法定还蕴涵着解放法官、提高司法工
作效率的价值。不难想象，在“不预设法”的年代，“临事议制”是多么地麻烦。
也不难想象，在虽有
刑法，但法官具有很大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擅断权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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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② 《左传·昭公六年》
他们办案是多么地困难。所谓擅断，只是不受法律的约束罢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
不受任何别的约束。首先，法官要受到自己良心和同情心的约束，其次，法官要受
到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约束。良心的约束可以使法官加强责任心，社会关系
和政治关系的约束可以使法官无法工作。被害人可能是法官的表舅的亲外甥，被告
人可能正是法官小老婆的表妹的小姑子的未婚夫。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擅断权越
大办事效率就越低。然而，两边都需要法官照顾的难题绝不是个别的现象。苏北有
俗语说：“淮宝县，地盘小，不是亲，就是表”。其实，这种“不是亲就是表”的
